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我国一直以来要完成的目标,要打造服务型政府就离不开对基层工作的夯实,基层组织能否不遗余力地将上级精神和决策予以贯彻落实,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能否有较好的获得感,甚至影响到党和政府能否塑造良好的形象呈现给公众。由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事务繁杂,仅靠上级领导无法切实掌握群众需求,而基层公务员作为政府和公众间的纽带,能切实感知群众之疾苦、群众之所需,能第一时间直面群众问题,掌握最新资料与动态。基层干部是党的路线最直接的执行者,要想高效地为公众提供服务,这就离不开基层公务员的建言行为,即积极主动地为行政组织贡献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为组织建言献策。而动机,是引发行为的根源,决定着个体的行为选择。公共服务动机是一种会影响员工投身于公共服务行为的信仰、价值观和态度,也可能会是一个影响建言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政府如何利用公共服务动机来激发基层公务员表现出更多的建言行为,以便更加精准地呈现公共服务,进而使公众的诉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此举也是为了顺利推进行政组织的发展。研究通过对山西、天津两地相关部门的297名基层公务员予以问卷调查,综合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公共服务动机给建言行为带来的影响,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将不同建言群体的特征进行层次化分析。二者关系及建言群体特征的揭示,能有针对性地激励其建言行为,为公共部门改革提供实证依据。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公共服务动机划分为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对公共利益的承诺、同情心和自我牺牲四个维度;建言行为分为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言两个维度。（2）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和建言行为均处于较高水平,但公共服务动机更多体现在理性和情感层面,规范层面动机的驱动性不强;而建言行为中,促进性建言表现要好于抑制性建言。（3）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和建言行为在个体属性上的差异性。工作年限和行政级别在公共服务动机上存在显著差异,即总体来看,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和行政级别的提高,公共服务动机水平也越高;但在工作年限为6-10年的公务员群体中,其水平却达到最低值。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和月薪在建言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即女性公务员的建言倾向多于男性公务员;年龄在31-40岁的公务员表现出的建言行为倾向最低;相较于已婚人员,未婚公务员的建言倾向更多;工作年限在5年以下、15年以上的公务员有着较高的建言倾向;月薪在3000-4000元的公务员表现出更多建言行为,而月薪在5000元以上的公务员则表现出较少的建言行为。（4）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与建言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其中自我牺牲与建言行为的相关性最强,而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对公共利益的承诺与建言行为的相关性较弱;公共服务动机对建言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同情心和自我牺牲两个子维度对建言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政策制定的吸引力和对公共利益的承诺两个子维度对建言行为解释力较弱。（5）高建言群体中拥有较高学历的个体占较大比例,薪资和行政级别对建言行为并未体现出有效的促进作用,作为组织骨干成员的31-40岁年龄群体建言倾向偏低,年轻群体的建言倾向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建议政府部门注重提升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意识和对建言价值的感知度,并依据不同建言群体的特征,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激励,促使公务员为组织建言献策,提升行政组织效能,促进行政组织发展,最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