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与宣教士同步,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医疗宣教士。广州是医疗宣教士在中国活动的第一站,在中国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一种性质悬殊的异文化,西方宗教和医学的东传兼具文化殖民与启蒙的双重色彩,其透射出的有关传播的理念、文本、方法等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文以跨文化传播的视角重新审视近代广州地区西方殖民者的借医传教活动,具体从四个方面展开,即传播主体、传播文本、传播渠道和方式、接受者的态度与反应等。在传播主体方面,以不同发展阶段的三个代表性人物伯驾、嘉约翰、富马利为范本,揭示医疗宣教士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主体身份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医生”与“宣教士”、“宣教士”与“外交官”、“医生”与女人等身份合一,“番鬼”与“天使”合体,在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福音。在传播文本方面,以率先进入中国人视野的眼科、妇产科、精神科的治疗理念为例,说明在异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身体与疾病的知识优先的原则,传医为传教奠定了前提与基础。在传播渠道和方式方面,报刊、书籍等早期印刷媒介,为西方医学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是医院、医校等传播网络的重要补充。西医在中国本土化历经从观念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考验,以及由底层孱弱群体到社会部分成员再到官方上层缓慢接受的过程。近代广州医疗宣教士的西医传播活动,提供了诸多启示,即使借助武力与宗教,跨文化传播依然要以接受者的地方传统与民众心理意识为前提,由劝服到征服,而不是相反;宣教士的借医传教活动在客观上带来了身体、疾病、女性等知识或观念的启蒙,成为近代中国民主与科学运动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