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货币政策长期中性假说、有限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公共选择理论等经济理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通胀事件的影响,货币政策透明度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发达国家率先产生,并且其在西方国家普遍取得了不错的政策效应,因而引发了对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思考。本文试图从推动西方国家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经济理论,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情况来诠释我国货币政策需要透明度。在此基础上,回顾了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实践,并运用E&G指标法和A&H动态指数法分别对其制度透明度和行为透明度进行了度量；也运用通胀率和GDP增长率的均值和标准差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基本系数(BCE)对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政策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货币政策透明度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政策效应。但度量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偏低,尚存在着目标模糊,信息披露不完全、与公众的交流沟通不够等问题,因而认为,必须采取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目标,加强信息披露等措施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