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有关包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历代不同类型的文本和口头叙述为载体，所展现的包公形象演化过程。他们试图追溯和还原这种形塑的过程和方式，并尝试着解构和阐释包公形象所蕴含的文化符号和精神价值，以此摸索出包公形象所根植的传统文化脉络，以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来满足当下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包拯文化构成的基础是传统的儒家人格理想，主要是由为官清廉、民本至上、刚直行政作风等精神内涵构成，人们对包公人格理想的需求，便构成了包公现象的核心。包公信仰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内涵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符号的存在，是包公文化所承载的廉明精神的衍化，是国人渴求社会公正秩序的心理投射。包公形象渐渐深入人心，成为青天的代名词，形成了较为特定的社会认知形象和承载了独特价值内涵的文化符号。这些学者无论是站在民间信仰角度还是文学、社会心理学的角度，都不约而同地肯定了历代文学创作对包公的神化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观点，因此包公信仰的内涵特征以及形象设定，与历代创作包公文学作品有着极大的关系。区域之中包公信仰的生成和演化，是包公文学研究但是学界少有沿着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路径，剖析其包公文化背后的传统文化理论和思想观念体系，来解读包公信仰的本质。由于调查区域包公信仰生态的独特性——既有供奉于庙宇之中的静态偶像神又有作为“包公神的凡间代表”的“萨满”存在，它们共同构建了“包公庙—附体包公神—信众”的信仰生态。从“偶像神—附体神”、“偶像神—信众”、“附体神—信众”三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进行研究，可更系统、更全面地探寻当地包公信仰的形态及功能，较充分反映出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相比于静态的文本，活态的包公信仰更能动态地、清晰地描绘出包公形象在民众心理的存在状态，可观看当下乡村民众的生活图景和转型社会的群体心理。不同于其他包公信仰研究，本文选择湘东地区一个信奉包公信仰的典型村落，综合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在田野访谈基础上微观分析包公信仰在当地落根、生长、中落、转型发展的整个历程，以此窥探包公这一文化现象进入社区生活世界、深入地方群众心理世界的过程，另通过对包公庙会的考察分析包公信仰在地方社会所发挥的功能。　　本文首先对该地区包公信仰的历史源流和当下存续的进行论述，把握包公信仰在当地社区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脉络，分析包公信仰与地方社区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观念体系之间关系，以此表明：“信仰是一种存在“供给—需求”关系，满足民众精神和物质需要的民俗生活”。其次较详细分析了神灵附体现象，批驳国内“萨满”研究学者“把南方汉族地区一些神灵附体现象纳入北方‘萨满’研究范式的一种观点”，以及部分学者对南方汉族地区的神灵附体研究时有意或无意套用北方“萨满”范式的路径依赖现象。对于上述观点和现象的形成原因分析，首先通过学术史回顾分析发现：中国萨满研究起缘于欧洲学界对萨满的猎奇和关注，国外学者对亚洲北部包括我国东北地区萨满的持续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调查经验，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研究范式，巨大的先发优势实质上就掌握了学术的话语权，国内学者不得不出于和国际萨满研究接轨的需要运用这些理论范式进行研究。其次从理论上的进行分析来看，有关萨满的核心理论特征——癫狂状态和过阴追阳的能力，虽然贴合了“萨满”的本质属性，但是由于对萨满的其他特性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在理论上产生了争议的空间。对这一现象的反驳，笔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从文献资料上，在历史源流、仪式结构和仪式过程、巫师在各自族群所占有的地位和产生的影响、生存的社会空间和国家政策、形态复杂程度、生存的自然空间这几个方面证明北方萨满和南方汉族地区神媒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二是从对包公弟子的实地考察中分析，通过对包公弟子在个体特征、仪式过程、社会关系、信众群体、价值观念等各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并分析归纳出其特征和功能，并着重论述包公弟子与当地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一是包公弟子自有其历史传承，第二是包公弟子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孕育这种信仰方式的乡土社会，包公弟子的种种仪式还有包含其中的观念符号丝毫脱离不了本土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第三就是包公弟子和底层社会紧密勾连，深深嵌入当地乡民生活空间之中，随着地方社会的改变而进行自我调适甚至是变革，第四就是包公所具有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对应的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其文化成分和价值导向都具有典型的汉族乡村特质，第五就是包公弟子发挥功能有所不同，包公弟子这种信仰形态是包公信仰的衍化，根据“祭祀圈”原理，包公信仰的群体主要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形成的社会团体。最终得出结论：虽然两者都具有表现相同的两种本质特征，但并不能就说明两种萨满研究就可调和成统一的中国萨满研究范式，因为除了上述两种特征外，两者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不同、乡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不同、生存发展路径和作用因素的不同、表现的形象和发挥职能的不同，种种差异证明南方萨满研究不能完全应用北方萨满研究模式来研究。　　最后通过“神媒”与“信众”通灵的各种类型事例，借用“风险社会”理论简略阐述民间信仰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本文研究解答“转型社会中传统的民间信仰在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下如何主动积极调节自身来获得其生存发展空间，以及民间信仰能否或如何在现代化乡村的生活发挥其功能？”当下民间信仰的热点话题。与传统民间信仰不同的是，因为当地存在的类似包公庙的偶像神存在形态，民众的具体信仰需求和心理变化的过程较少用现场观察来具体深入地分析，而通过包公弟子这样活态的附体神的存在，研究包公弟子与信众的现场互动交流内容获知当下乡村的社会环境及其影响下的信众内心需求，从H镇包公信众与包公弟子互动交流中，分析当地个人和群体的生活世界的构建，窥探民间信仰体系在个人精神世界中建立、冲突、演变的动态过程。这对转型社会下民间信仰的形态和功能，以及下层民众的信仰动机和行为有较直接的了解，这种活态的民间信仰形态是一种了解以包公信仰为代表的民间信仰的生存和发展的窗口。　　悠久岁月在广袤中华大地孕育了形态各异的民间信仰生态，它们面对新的社会环境中既有保留又有革新，在维持自身存续的同时又解答了农村地区群众的现代生活困惑。相对于共和国历史上针对民间信仰采取的压制甚至刈除行为，当代政府对民间信仰活动采取的有限开放态度，使得民间信仰获得了较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当下的民间信仰生存状态更多表现出面对现代多元性冲击无力抵抗的弱势，现代社会功利性诉求加剧了民间信仰神圣性的褪色。民间信仰熬过了建国后政治排斥又步入了当下经济追求的漠视，民间信仰如何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贯穿于中国追求现代化进程之中。根植于传统的价值观、知识体系、礼仪体系土壤上，生繁出的民间信仰或整体或部分地渐渐简化、残缺甚至淡出，但是从“包公大神”这种民间信仰生态可以看出，当下民间信仰存续和变迁是生活个体面对现代社会需求和冲击下，对传统民间信仰慰藉作用的呼唤，对传统民间信仰的重新生产。而民间信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与之应对的知识体系、仪式过程的种种适应性改变，是回应乡村民众抵御这种多元化风险的诉求，这种诉求正是民间信仰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在社会转型时期，民间信仰的需求动机转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乡村社会体系的灾难意识向现代社会体系的风险意识转变过程。民间信仰根植的传统文化体系种种适应性改变，正是回应乡村民众抵御这种多元化风险的诉求，这种诉求正是民间信仰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