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尤其是“一带一路”顶层战略的提出,直接推动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纵深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更需要对外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自己的故事,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了解中国文化最有效的窗口就是文学,中国文学外译迎来了最大的契机。然而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译介并非一帆风顺,不仅仅是翻译质量的原因,还受到原作选择、翻译策略、读者接受等文本外因素的影响,因为翻译活动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从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论视角来看,翻译作为改写的一种形式,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制约,而莫言作品的成功外译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借鉴。《酒国》是莫言第一部被译为俄文的长篇小说,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势,刚一登陆俄罗斯社会便引起广泛关注。论文从勒菲弗尔的改写论视角出发,考察意识形态和诗学两大因素对俄译本的制约,分析在二者制约下译者对文化空缺的处理机制,统计归纳译者选择的翻译方法,希望从翻译层面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找到切实可行的途径。勒菲弗尔的改写论超越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文本层面,将翻译研究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建立了全新的学科范式,但是对翻译的微观层面关注不够。因此,论文以勒菲弗尔的改写论为理论基础,从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对《酒国》俄译本做全方位研究。在宏观层面上,厘清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概念,详细分析二者对俄译本的制约;在微观层面上,把研究重心放在技术-经济文化空缺、社会文化空缺、观念文化空缺和语言文化空缺等的俄译上,分析译者选择,旨在考察意识形态和诗学制约下译者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意识形态从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两方面操控译本,译者叶果夫翻译《酒国》并不是俄罗斯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而是译者个人出于对中国文学、对莫言的喜爱才着手进行翻译,在翻译策略上,也是采取异化策略为主,积极主动地推介中国文化。诗学则从文学特征和社会功能上操控译本,从文学特征上看,俄译本在文体、人物形象和文学手法上都深受俄罗斯主流诗学的影响,译者的遣词造句易于被读者接受;从社会功能上看,叶果夫并不是盲目选择《酒国》作为第一部进入俄罗斯的莫言作品,小说的叙事手法、主题和批判精神正符合俄罗斯读者的阅读期待,与主流诗学不谋而合。对译者翻译方法的归纳统计也支持了上述结论。全文选取了 234个译例,涉及到音译(加注)、直译(加注)、意译、替换、增译、文内解释、描写翻译、省译等8种翻译方法,其中总计有169个译例使用了偏向异化策略的翻译方法,比例高达72.2%。很明显,叶果夫的这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是他对中国文化认同和尊重的体现。对译者翻译方法的分析也表明,母语为目的语的翻译家优势在于精通目的语,对目的语读者的需求更了解,译本更易于被读者接受,但劣势也较明显,对文化意象的内涵可能会有错误判断,导致译本中出现误译,因此在分析译例时,文章也从母语为源语的评论者角度给出了一些建议。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做了梳理和评价,阐述了研究的目标和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指出论文的创新之处,并对论文的总体框架做了简单介绍。第二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从产生的背景、核心思想、理论贡献与局限等三个方面详细解读了勒菲弗尔的改写论。第三章通过厘清“意识形态”的内涵,探讨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意识形态操纵翻译文本的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两方面分析《酒国》俄译本受到的制约。第四章追溯“诗学”的概念来源及其发展,通过俄译本在俄罗斯的接受情况来观察俄罗斯社会主流诗学,并分析其对俄译本的影响。第五章选择文化空缺作为切入点,研究技术-经济文化、社会文化、观念文化和语言文化等文化空缺的俄译情况,具体分析译者的翻译方法,归纳总结出译者在意识形态和诗学双重制约下的翻译策略。第六章结语部分对论文的研究结论做了总结,并论述了论文的不足之处和对后续研究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