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增长不能再简单地满足于只追求高速度，而是要领会并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倡导的绿色理念，向低碳清洁型经济的目标迈进。化石燃料消耗和水泥制造等引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不仅会带来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的恶果，也昭示着现阶段落后的发展模式亟待找寻新出路。　　之前学者的研究表明，经济总量、人口总数、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与使用效率等是可以左右二氧化碳释放量的基本元素。同时，金融发展在其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作用的路径和机制却是双向的，既能通过规模效应和财富效应刺激碳排放，也能通过产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促进产业构成更加清洁和企业摸索低碳工艺，减弱碳污染。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与碳排放有关的各类文献。对于经济发展和环保减排的关系，最经典、影响力最广的研究就是“环境库兹尼茨曲线假说”。该假说认为人均GDP代表的经济水平和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数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形”的曲线关系。此外还有例如Kaya恒等式等的研究。金融发展和碳排放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受倒U形曲线形状的启发，本文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质量之间，可能也表现出非线性的“倒U形”的关系。　　其次，本文阐释了碳排放的源头、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的各种危害性、二氧化碳排放质量具体测量方法等内容。关于二氧化碳排放量，本文认为之前的测算方法中，没能把①加入水泥制造释放的碳排放、②忽略电力等二次能源存在的重复加计、③考虑到焦油等能源消耗释放的碳排放这三者同时考虑到。因此本文在之前测算方法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精确的测算方式。然后本文介绍了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时代新特征，重点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不同影响机制等。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经济总量效应和收入效应来加速碳排放，通过产业升级效应和绿色技术进步效应来减弱碳排放的。　　在实证部分，本文把金融发展分为四个维度，即FIR、证券市场发展水平、金融深度、金融结构，利用差分GMM和系统GMM的估计方法，构造出一阶动态省际面板模型，用以检验本文假设的“倒U形”关系是否符合现实情况。结果证实了，银行信贷业和股票债券业等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和碳排放存在“倒U形”关系，而金融深度的增大和金融结构的优化，能一直起到减轻碳排放的效用。　　另外，本文还优化了企业绿色进步水平的测算指标。之前衡量企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基于投入端，用科研资金或者人力资源的投入量来推测技术进步的水平;二是基于产出端，例如专利数目或技术合同的成交金额。但是本文认为这两者都不适用于绿色进步技术。本文用绿色工艺进步水平和绿色产品进步水平来衡量企业绿色技术的提升能力。前者用工业污染物（气体、液体和固体）排放量与GDP的比值来测算。后者用新产品的总产值和耗用的能源消费量的比值来衡量。同样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的估计方法，构造出动态面板模型，发现随着金融进入更高阶段的发展水平，绿色信贷和绿色证券工具会兴起繁荣，能为企业研发低碳清洁的生产工艺提供融资便利和专业服务，从而减轻碳排放。　　本文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质量和水平也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元素。在金融发展的早期，可能会通过经济总量的扩大和消费者收入增加的方式，推动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但是随着金融发展进入更深阶段，绿色信贷和绿色金融工具兴起壮大，金融结构优化，会推动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倾斜，也会加速绿色技术的科研投入与工艺进步，最终会抑制碳排放。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认为金融应该与绿色高新技术产业融合发展，为清洁技术的研发提供资金支持和专业化服务;培育健全规范的绿色金融市场，推出绿色保险、债券和衍生品等新型金融工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