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公民行为作为重要的角色外行为之一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普遍认为组织公民行为对企业能够产生积极的正面作用。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关注到组织公民行为的负面影响,并开始把目光转移到强制性公民行为中,对强制性公民行为的成因及影响进行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生代员工即“80后”、“90后”开始进入职场,并且逐渐成为了职场中的主力军及中坚力量。根据智联招聘的一次职场调查,已经有30%以上的新生代知识型员工群体在企业中担任了主管及以上的职位。部分企业中新生代员工的数量已超过50%,新生代员工在组织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越发明显。由于成长的社会背景、家庭背景及教育背景的不同,新生代员工的心理及行为特征与老一辈员工的也有所差异,因此已有的强制性公民行为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新生代员工犹未可知。因此本文把新生代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强制性公民行为对其工作绩效的影响。以往有关强制性公民行为及工作绩效的研究中,曾引入了单中介变量探讨强制性公民行为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试图从个人层面的角色压力及组织层面的组织承诺构建双中介模型,希望能从更全面的方式了解强制性公民行为对工作绩效的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强制性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的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及角色过载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其持续性承诺、情感性承诺、规范性承诺及工作绩效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新生代员工感知的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及角色过载对其工作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持续性承诺、情感性承诺及规范性承诺对工作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角色压力及组织承诺在强制性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工作绩效的作用中均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通过对强制性公民行为对新生代员工工作绩效的关系探讨,一方面可以丰富现有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为企业加强对新生代员工的管理,降低组织内的强制性公民行为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