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尤其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在家庭承包制之后为什么会演化出许多制度创新，一般均衡模型比局部均衡模型能够给出更具一般性的诠释。特别是基于制度这种公共品特性，一般均衡不但能解释现有的制度创新现象，而且能探寻潜在的解释变量，一般均衡模型有一定的预测功能。论文运用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这样一种非线性规划工具较完善地刻画了土地制度安排与土地制度选择这样一个制度经济系统，求解出多重均衡解，反映不同市场交易效率的不同组合对制度选择的影响，进而说明约束条件下的制度的多样性。论文首先分析了分工与交易费用、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分工是制度和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交易费用和专业化水平决定分工模式，均衡的分工模式内生制度选择。该思想正好体现了超边际分析方法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论证了有效制度对经济效率的作用。该结论说明制度安排有优劣之分，有效的制度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对制度的选择是却是人们的理性之选，它是约束条件下经济行为人福利的最优化。论文重点研究了制度最优选择的机制问题。构建了农地制度多样性选择模型，并得到如下结论：当交易效率较低时，自足自给是一般均衡解；当劳动力市场交易效率较高时，工资制是一般均衡解；当土地租赁市场交易效率较高时，租佃制是一般均衡解。劳动力市场和土地租赁市场交易效率共同决定分成制的存在。该结论从一般均衡角度扩展了张五常关于分成制的存在是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局部均衡的佃农理论，形式化了巴泽尔关于分成制存在的一般均衡的思想。论文得到的数理结论能很好地解释当前我国各地不同农地制度创新现象，这些农地制度创新应该说是当地农民在地方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该结论也能用来解释农地规模经济问题，即农地规模经济无关论。农地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内因，决定分工的交易效率的改进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该结论还能区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或两个以上像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造成农民被剥削或“自我剥削”，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发生的边界条件。该结论能够用来解释土地集中与土地改革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论文研究了制度关联对制度选择的影响机制问题。构建了农地制度关联性一般均衡模型，并得到如下结论：制度的关联创造租金收益，这种租金的存在扩大了制度集合，放松激励相容合约的约束条件，使整体制度帕累托最优，体现新制度生成。此外，这种制度关联使一些低效率的制度存续下去，对全社会而言是帕累托次优的，制度发生锁入效应或产生制度的路径依赖。制度关联性的结论能用来解释“反租倒包”这样一种制度创新或说组织再造现象。其本质是捆绑了商品契约与要素契约，节约内生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论文还研究了制度互补性对制度选择的影响机制问题。构建了制度互补性一般均衡模型，并得到如下结论：制度的互补性与专业化经济的权衡以及交易费用与专业化经济的权衡决定制度的创新与否。当交易效率较高，且专业化经济大于制度的互补性经济时，制度创新出现。当制度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时，会使制度陷入低水平陷阱，制度发生锁入效应或产生制度的路径依赖。该结论能用来解释农地股份制的出现。农地股份制创新的原因大多数认为是规模经济所至，但很难得到实证的支持，而制度互补性理论说明农地股份制的出现是因为征地制度的缺陷所导致的，它能得到实证的广泛支持。该模型还能综合性地解释“李约瑟之迷”。不同市场的交易效率组合决定制度的选择，制度的互补性和关联性扩大了制度的选择集合，使制度呈献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