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日趋完善,各种经济利益的诱惑腐蚀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也成为经济领域的一项附属“产品”而在整个社会蔓延,直接导致了受贿犯罪处于高发、易发的态势,“蚁贪”式的小案件比较多,而动辄过百万、千万的大要案也呈现出大幅度提升的现象,公职人员的社会公信力已遭受到严重的质疑。但与此不符的是检察机关开展的受贿犯罪查办工作却有下滑的趋势,尤其是一些虽然利用职务便利,但行为手段和目的却与受贿犯罪南辕北辙的案件,极易引发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争议。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的立法及司法体制对受贿犯罪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理论认知和司法实践,并能够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对新型受贿犯罪进行规制,确保受贿犯罪能够及时得到严厉的惩处。所以,不论行受贿犯罪的手段怎样翻新,内容怎样变化,受贿犯罪作为检察机关查办案件的重点,始终不能掩盖为已谋利、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的“权钱交易”这一本质,而只要严格把握这一实质要件,受贿犯罪便不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拨开现象的迷雾,我们不难发现国家工作人员的手段行为虽然存在利用职务便利的情况,但却使用了索贿、受贿以外的其他方式达到了为已谋利的目的,就有可能不是职务犯罪,而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其他类型犯罪。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普遍认为这种行为仍是受贿犯罪的一种形态,而忽视受贿犯罪在手段行为、犯罪目的以及其他客观要件方面的区别,尤其是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等构成要件的难以把握,使得行为人的行为特征仅仅被锁定在利用职务便利上,罪与非罪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本文将围绕实务中的一则案例,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法理分析研究。同时,尝试提出建议,旨在通过分析受贿犯罪与相关犯罪的异同,对检察机关准确把握受贿犯罪的行为性质,有效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介绍本案的案情以及争议焦点,第二部分结合检察机关的定性结论分析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划分刑事责任的依据,指出案件审查过程中对定性存在的错误理解,直接导致本案的处理结果违法,第三部分则通过对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受贿罪与相关犯罪的区分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检察机关在把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上存在着以偏概全的误区,并在第四部分分析当前对受贿罪存在错误认知的原因,通过对立法完善和司法实践提出相关建议,达到最终确保受贿犯罪得以正确处理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