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一生可以咸丰八年(1858)再次出山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他力图在德、功、言等方面皆有建树,而尤重德业,其理想人格境界主要是儒家的兢慎和刚方；再出后他尤其重视事功,提出豪侠与圣贤相通的观点,同时又推崇道家庄子逍遥自适的人生态度。他的人生追求和学术思想与其个人性情及生存状态有密切关系。道光年间,曾国藩居京为官,与当时的理学和汉学名家多有过从,受京师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众多师友的夹持之助,得闻学术主流所在,他为学一宗宋儒,并力求经世致用。在咸丰八年(1858)再次出山后,他的学术思想日趋丰富多元,一改原先无取于汉学的态度,更积极地调和汉宋之争。在整合儒家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他又吸纳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学说为我所用,最后终于形成以礼为归的学术旨趣。曾国藩的诗学思想反映了他的学术宗旨。京官期间,他的诗学批评内容主要包括诗人修养、风格追求,以及师法典范的创作观。他对诗人的道德人格和经世才干有较高的要求,又崇尚阳刚傲兀的诗风,在创作中效法杜甫、韩愈、黄庭坚等人。他的创作实践和批评可谓形影相随。到咸丰八年(1858)之后,他的诗歌主张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对闲适和雄奇两种诗风均表欣赏,憧憬陶渊明、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诗作。他还提出了若干诗歌鉴赏标准如“机神”、“工律”等。曾国藩的推尊山谷诗对后世同光体诗人有一定影响,但对黄庭坚其人其诗的推扬,是道咸年间诗坛的普遍风气,非曾国藩一人之力。曾国藩居京期间恰逢梅曾亮传播桐城文法理论。他与梅曾亮一度保持距离,后来则与之结交,并有获益。京官期间,他崇尚文道合一,而其所谓“道”乃是经邦济世的“深”“博”之道。他追求倔强不驯的文风,并初步论述了骈散兼容并蓄的合理性。这些观念在创作中也都有全面的展现。再次出山后,曾国藩的古文之学日渐成熟,认识到了文道在实践中的难以合一。他的古文风格论,则在以雄奇为主的前提下兼容平淡,并对古文内部不同风格的审美特征做了深入辨析。他明确将《文选》与韩愈文作为师法典范,又以选本《经史百家杂钞》展现了他源于桐城派而又不拘于桐城派的古文批评。如果选择师法渊源作为认定流派的主要标准,曾国藩无疑属于桐城派,其古文创作和批评中背离姚鼐的地方,早在姚氏诸弟子那里就已现端倪,并不能凭此认定他脱离了桐城派。在同治年间,以曾国藩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古文群体。曾国藩对门下诸生在治学和作文方面殷殷指导,使桐城派焕发出了生机,其中,张裕钊和吴汝纶的贡献尤其突出。张裕钊的学术思想一宗宋儒而又兼容汉学,并以礼来融合汉宋,其古文批评力图综合桐城派诸老与乃师的优长。他主张以文发明六经之道,又提出“因声求气”说,并大力学习汉赋的修辞技巧,在文风上则追求雅健。吴汝纶的学术倾向起初偏于理学,后来则转而提倡西学,在此基础上倡导中西兼容,而中学的主体则是“文词”。他反对以古文发明程朱性理,而他在创作中则大力揄扬西学。在风格追求上,他崇尚雄奇宏肆又兼容平淡,极力维护桐城派的正宗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古文辞类纂》的推尊,以及移用桐城派的“雅洁”文法指导翻译文学,能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