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时务报》首译了四则福尔摩斯小说,从此,侦探小说以其浓郁的异域色彩和新颖的形式,被广泛译介至中国,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福尔摩斯系列小说,而柯南·道尔也成为晚清译本最多的外国作家。此前,中国并没有侦探小说这种类型,作为异质文化因素,侦探小说在逐步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来自中国的译者、读者和评论家的多方面误读和改造。在译介热潮下,对作家背景介绍较为滞后,并在叙事方面呈现了同原著全然不同的美学倾向：在西方,原著凸显“谁是凶手”的叙事模式,营造悬念,将故事的谜底直到结尾才揭晓；而在中国,晚清译本重通顺,常删改故事,提前揭示谜底。侦探小说翻译叙事策略上的差异来源于晚清民初时期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多方作用：一方面,译者和编撰者以“开启民智”、“引介西方知识”为主要目的,为符合晚清时期读者期待,在翻译的过程中注重故事通顺性而非复杂的叙事手段；持政教论的批评家也看重侦探小说的教育意义,将其作为一种体验西方文化的手段,从而加剧了这种倾向性。另一方面,批评界呈现新的重趣味的批评角度,强调翻译的本土化和通顺性,因而共同造就了“事先揭秘”的叙事策略和叙事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