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着迅速而猛烈的城市化进程。截至2009年,我国城镇化比率为46.6%,比2000年多出20个百分点。中国已经成为近30年来全世界城市化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在O’ Sullivan的城市经济学教材的第一章“Whycities exist"中指出,假定一个不存在任何城市的社会,城市逐渐的出现是基于以下三个条件：首先,相对优势的出现使得分工和贸易产生,进而出现家庭作坊；其次,内部规模经济使得家庭作坊进一步形成工厂及工厂镇(Factory town);最后,聚集经济(又称“规模外部经济”)则是不同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城市的根本原因。聚集经济一直是城市经济学中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热点。在一个城市中,单个企业聚集在城市中会不同程度的受益于城市中同行业的企业或城市中其它行业的企业对其产生的外部性,我们分别称之为马歇尔外部经济和雅各布外部经济。Marshall(1920)指出同一产业的聚集,可以使得人们共享劳动力市场,从而减少寻找工作的时间和降低失业率,同时企业也降低了匹配劳动力的搜寻时间；可以共享产品市场,可以使企业减少运输成本从而减低生产成本；可以存在知识外溢效应,企业和工人均受益于同产业的其它企业的知识影响,从而行业内聚集经济也称马歇尔外部经济。Jacobs(1969)则强调一个城市各种行业的集中,形成产业多样化的城市结构。在一个各种知识和人才聚集的地方,新思想和新的产品更容易产生,从而促进城市增长。她对纽约内衣制造业的研究发现,纽约内衣行业的发展并不是由于制衣行业本身的创新,而是由于缝纫技术的提高,于是跨行业聚集经济也被称作雅克布外部经济。有关马歇尔外部经济和雅克布外部经济对微观企业和城市就业增长的作用,城市经济学家们一直没有一致的结论。我们基于文献的基础之上,提出以下问题：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企业从出生到成熟是否会受益于不同的聚集经济形式?新生企业是否更容易在一个多样化城市产生?而“迁址”企业是否会迁移到一个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如何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机制?是否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企业的创新产出会受益于不同城市聚集经济的影响?是否企业越年轻,跨行业聚集经济更促进企业创新?而企业年龄越大,企业创新产出会更受益于行业内聚集经济?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是否最终影响城市增长?最后,如果在一个城市内部,如果同时存在两种不同水平聚集经济的企业,那么均衡时城市的分布如何?是否高聚集经济的企业会占据城市中心位置?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结合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和城市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围绕城市中不同产业结构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的聚集经济,以及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思想创业与创新两个角度,分别研究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企业生命周期与聚集经济,企业创新与聚集经济,企业家精神和城市增长的关系。在本文的最后,我们构建了一个多中心城市理论模型,通过引入两种不同的行业来研究在一个城市内部存在跨行业聚集经济时,不同聚集经济类型与均衡时城市土地使用类型之间的关系。本文第一章为导论,分别介绍有关聚集经济、企业家精神对应的企业创新和创业,企业家精神分布及与城市经济增长相关的文献。在第一章,我们给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背景。本文的第二章研究企业生命周期与聚集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运用1998-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发现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聚集在不同产业结构的城市中。(一)新生或者年轻企业更容易在多样化城市产生。原因是由于,首先新生或者年轻的企业无论在创新、技术、市场及人力资本各方面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产业多样化的城市有利于降低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Fu等(2009)认为城市多样化可以降低城市的失业率,Duranton和Puga(2001)认为年轻企业在创业初期创新时,会不断搜寻最有效的创新方案。多样化的产业结构有利于企业的搜寻过程,从而降低创新失败的风险。其次,新生企业在多样化的城市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外部经济。新生企业发展迅速,在多样化的城市,新生企业可以更大范围的与邻近企业沟通,从而受益于外部经济,促进其发展；(二)迁址企业会更多地偏向迁址到产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随着企业的逐渐成熟,企业承受风险的能力会越来越强,企业对其所在行业的专业技术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多样化城市提供的“保护”作用和“多样化信息和资源共享”功能逐渐减弱。另外,多样化的城市意味着较高的交通与摩擦成本。多样化的城市己不是成长以后企业的最优选择。我们对发生迁址的企业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企业会从一个专业化城市较低的城市迁移到一个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三)在城市产业水平,制造业企业平均年龄与产业专业化指数显著正相关,与产业多样化指数显著负相关。即一个城市专业化水平越高,该城市对应的行业企业平均年龄就越大,而城市多样化水平越高,该城市新生或年轻企业就越多。本文的第三章研究企业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聚集在不同产业结构的城市的背后机制：企业创新。Duranton和Puga (2001)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建立理论模型研究新生企业和迁址企业与聚集经济的关系,认为创新是聚集经济起作用的主要机制。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数据对企业年龄按分位数划分为不同的年龄阶段,在对企业新产品产值进行回归时,通过控制年龄阶段变量与各个衡量聚集经济的指数的交叉项来检验企业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其创新与聚集经济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新生企业或者年轻企业,创新产出更多地受益于雅各布外部经济,而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马歇尔外部经济开始逐渐起作用,成熟的企业的创新显著受益于产业专业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实证研究还发现,企业创新产出与两种聚集经济的关系随着企业的年龄增长呈现“二次”型趋势。企业在成为“老字号或资深”企业(年龄超过16岁)以后,在对于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上,马歇尔外部经济开始减弱,而雅各布外部经济则开始增强。在第四章,我们关注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思想：创业和创新,我们运用新生企业比重,私营从业人员比重和新产品产值比重,以及研发费用比重四个变量指标来衡量企业家精神,研究企业家精神对城市增长的作用。首先,我们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企业家创业精神还是创新精神均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一个城市的新生企业比重越高,私营企业比重越高,该城市总就业人口增长就越快。而且城市中的新产品产值比重越高,对应城市和产业的经济增长就越快。其次,我们按照Glaeser (2009)的观点,进一步探究了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外生原因,重点研究政府企业家精神与城市的产业结构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政府企业家精神对城市的企业家精神有正向作用,但并不十分显著,而产业结构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就十分明显,所有行业的多样化显著促进企业家精神的聚集。本文的第五章给出了中国城市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的分布状况。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中制造业的数据,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家精神和聚集经济分布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在资源化程度比较显著的城市,产业专业化程度比较高,比如攀枝花、大兴安岭等。Marshall(1920)指出,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节约成本。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依赖原材料投入较多的产业,应该在邻近资源的城市选址,这样会充分享受产业专业化带来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其次,我们对“创业型”城市和“创新型”城市的统计分析发现在多样化的环境下,企业家精神更高；最后,我们还发现无论企业创业还是创新精神都有显著的地域特性。我们对新生企业的数据汇总可以看到新生企业集中在山东省产生,而对新产品产值比重的数据汇总发现其在四川省尤为集中。根据以上三个描述性统计,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中国城市聚集经济与企业创业、创新精神的分布状况,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在本文的第六章我们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来研究城市内部聚集经济与城市土地使用类型之间的关系。跨行业聚集经济是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近年来对它的研究很少。我们构建一个具有两种不同行业厂商的多中心城市模型,研究行业内部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聚集经济是如何影响城市的分布的。在本章中,我们首先证明了城市均衡的存在性,其次,我们给定不同衡量聚集经济的参数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不同类型聚集经济存在的情况下城市的分布状况。我们发现,首先城市可以在两个行业并存的情况下存在均衡,这种均衡的存在仅仅因为两种行业彼此之间存在跨行业之间的聚集经济：其次,模拟结果显示,如果一个城市存在一个“高聚集经济”的企业和一个“高生产能力”的企业,均衡时前者会位于城市的中心；如果一个城市存在一个“创新领导者”企业,它的存在使得所有行业外的企业都提高生产值,均衡时该行业的企业会位于城市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