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杂志是1930年代施蛰存主编的文学期刊，它因作为“文艺自由论争”和《现代》派（即传统意义上的新感觉派和现代诗派）文学的阵地而获得历史上的意义。对它的关注和评说很多，但鲜有人以杂志作为文本进行观照。本文试图通过对《现代》杂志的研究来获得一些启示。　　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于对《现代》的文化语境的分析。这里有三个要素:上海的、现代的、世界的。上海这座国际化商业大都市是养育和刺激《现代》杂志的文化母体，她所供给的养分滋润和影响了该刊的整个生命流程。只有在现代语境下，《现代》杂志才有出现的可能性。与“上海语境”强调了《现代》产生的地域性而不同的是，“现代语境”强调了《现代》出现的时间纬度。在现代这个时间纬度中，《现代》才有可能成为这样的《现代》。《现代》杂志饱受欧风美雨的漫润，具有世界性的因子。但《现代》确实如其名所示，是一份很现代、很先锋的文学“时尚”类刊物，它竭力保持着与世界文学同步同时的轨迹，具有高瞻远瞩的“世界主义”的文化大视野。这与上海的文化母体之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我希望通过对文化语境的分析获得《现代》杂志的历史文献学上的意义。　　第二部分是对《现代》杂志进行文本研究，审视它的文艺思想。突显出《现代》作为文本的三大特征:文学审美立场的“自由主义”、文学交流视域上的“世界主义”、文学传播策略上的“读者本位主义”。创刊伊始，施蛰存竭力想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艺思潮中保持毫无偏见的中立姿态和自由品性。在编刊实践中，其“自由主义”的审美立场集中表现在“第三种人”论争、丁玲事件，以及对其他文艺思想的包容上;施蛰存就是上海作家中很具世界主义倾向的一个。通过对《现代》的阅读，《现代》积极参与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思考，在其“世界主义”的文学思想中有着鲜明的“四化”特质:多样化、系统化、时效化和“现代化”。在文化传播策略上，《现代》就坚定地走上读者至上的道路。以读者为本，努力搭起编者、作者、读者三者之间的桥梁，着力做好作者与读者沟通的工作。　　第三部分着力探讨《现代》的历史文化意义，即《现代》杂志的突出的现代性特征和意义。就现代性的颠覆性而言，《现代》表现出了鲜艳的商业性并因而获得了一种通俗性:就现代性的审美表现而言，《现代》催生的《现代》派，呈现出颓废的审美风貌，而这正是城市美学重要的美学风貌;就现代性内涵的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而言，《现代》杂志既与作为政治文学典型形态的左翼文学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其本身也包含着对政治（民族国家）的审美想象。故而，本文第三部分也从《现代》的商业性、城市美学倾向、以及与文学政治学的关系三个方面对《现代》杂志的现代性意义进行初步的探寻。《现代》的现代特征，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深受特殊殖民环境、扯会环境和左翼思潮的影响。作为一份纯文学的非同人杂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作家的大集合和“综合性的万华镜”，《现代》杂志的现代性就有了更为复杂的意义。　　《现代》兼容并蓄、开放求新的编辑艺术观和美学观，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坚守，对中国当下消费语境下的文学期刊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