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经济新常态时期提出的一项伟大战略,是我国实行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选择,也是近期我国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时的重要保障。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政治制度,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但是中国与沿线各国之间资源优势互补,产业优势互补等现象也很明显。因此,本文通过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空间影响,不仅可以为我国企业在OFDI区位选择时提供直接的参考,还可以为我国企业OFDI时趋利避害,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更好的发挥空间效应在对外投资时的作用。首先,本文梳理了相关理论文献和有关合成投资便利化指标,有关OFDI影响因素,有关空间计量方法等实证文献。然后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基础设施质量、商业投资环境、金融服务效率和制度供给质量这四个一级指标,十七个二级指标,分别使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通过加权计算出各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指标差异非常显著,中东地区的部分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最高,其次是欧洲国家,排名靠后的是中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接着,在空间效应检验之后,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对2009-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东道国的人均GDP、东道国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东道国与中国的贸易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空间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人力资源、与中国的贸易会显著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人力资源、与中国的贸易对中国OFDI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对中国OFDI有显著的空间挤出效应。在全样本回归的基础上,根据东道国的收入水平分成两组,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子样本进行回归。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子样本中的投资便利化的系数绝对值大于低收入国家,显著性不变。再次,对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效用分解,得到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通过这种分解方式,可以更好地考察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的空间溢出作用。结果显示,无论在全样本还是子样本中,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论提出四点相关政策建议。第一,中国可以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各国提供资金支持,提高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从而提高中国OFDI规模;第二,我国企业在OFDI时,要尽可能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投资便利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因为对这些国家进行OFDI时,可以形成更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会带动中国对东道国周边国家的OFDI,从而形成空间集聚效应,实现“多点带面,区域协调发展”的格局;第三,中国企业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时,要依据各地区不同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或自然资源的相对优势;第四,中国应该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