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斗犬”的形象是辉格史建构的结果，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他对于达尔文进化论持有不同态度，绝非是完全、绝对地支持和宣传达尔文进化论。青年赫胥黎热衷于比较解剖学和形态学，对达尔文所从事的博物学缺少兴趣。他运用冯贝尔的胚胎发育研究的方法，将胚胎学和形态学确立为分类的依据，并且重新划分了居维叶提出的辐射动物的分类。赫胥黎的形态学的类型观念受冯贝尔和居维叶的影响，认为类型固定不变，在类型之间不存在过渡的形式，坚决反对物种转变的理论。正是由于他坚持自己的类型观念，所以即使在放弃了物种不变之后，也只能将突变作为物种转变的方式。赫胥黎终其一生都对于自然选择持保留态度，怀疑它是否能够真正地产生出新的物种。他就杂交不育问题对自然选择提出直接的质疑，坚持认为它只是“假说”而非“理论”。　　 赫胥黎站出来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出自许多其它动机。青少年时代的赫胥黎深受卡莱尔的影响，把改革社会看作自己的天职，与国教教会和神学决裂，反对国教对社会和文化的控制。而赫胥黎在伦敦东区贫民窟的行医生涯使得他对下层民众的生活有着切身的经历和体会，并且将改善他们的处境看作自己应负的责任。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科学界盛行贵族等级制、庇护制和业余爱好者传统，缺少可以从事科学研究的职业机会。1846年，赫胥黎为了谋生和科研，加入皇家海军。他忍受种种制度性的和实际的困难，致力于专门化的科学研究。1850年，返航后的四年间，赫胥黎一直未能谋得科学职位。赫胥黎求职遭遇的困难、经济上的窘迫和与未婚妻希索恩的长期分离，使他对英国科学非职业化的现状极为不满，认为科学在英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赫胥黎在英国科学体制中获得一席之地后，就致力于改革英国的科学制度，推动科学职业化，提升科学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在《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以前，达尔文为争取赫胥黎的支持作了大量的工作。然而赫胥黎最终仅仅接受了物种转变，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其它4个部分，共同由来、物种增殖、渐变理论和自然选择，无论从理论或者事实来讲他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赫胥黎与欧文之间的个人恩怨，两者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冲突，以及推动科学职业化的改革诉求使得他选择支持达尔文进化论。赫胥黎将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争论引向人类起源的问题，迫使英国科学界就是否要将宗教清除出科学的领域表明立场，从而彻底分裂为老一代的科学绅士和职业科学人两个阵营。人类起源问题的争论不仅将决定达尔文进化论的接受与否，也将决定职业科学人是否能够成功地推进科学职业化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