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西方翻译理论都把翻译看作是纯语言转换，翻译批评家也以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程度作为判断翻译好坏的唯一标准。自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西方翻译学者拓宽了翻译研究视野，开始将社会文化语境纳入翻译研究的范围。翻译研究中的操纵学派从目的语文化出发，认为所有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原文有目的的操纵。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总结提出，翻译从根本上受到诗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诗学从属于意识形态并最终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
　　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为框架，主要从意识形态的方面探讨其对翻译的操控，旨在揭示意识形态如何操控翻译实践的各个方面包括译前翻译文本选择、译中翻译方法的使用及译后文本的接受，并以严复翻译《原富》和郭大力、王亚南合译《国富论》为个案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不同时代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对同一经济学原著的翻译的操控体现，并造成了两部译作的差异。
　　在晚清主流思潮“救亡图存”操控下，严复选择翻译符合当时中国需要的亚当·斯密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著作，并且采取意译的翻译方法，便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自由经济的接受，真正实现以文兴国，宣教启蒙。《原富》中关于自由经济的重要理论契合了晚清社会的“救亡图存”的主流思潮，引起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并且对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启蒙和冲击作用。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资产阶级经济著作，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悖，本不在翻译选材的范围内。但是作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国富论》，旨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提供批判来源。为符合社会意识形态的期待，郭大力和王亚南采取直译的翻译方法，力求译出“原汁原味”的作品，实现其作为评判材料的价值。虽然《国富论》译本忠于原文，但由于其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观点不符合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在当时的社会没有被广泛接受，产生的影响有限。
　　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操控学派的观点，即翻译从来都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纯语言转换，而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翻译之外的宏观因素的制约，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操控。而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作用体现在翻译实践的整个过程之中，包括译前翻译文本的选择，译中翻译方法的运用和译后译作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