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还是一个资深的文艺副刊编辑家。在他的编辑生涯中,《大公报·文艺副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虽然时间不到两年,副刊版面也仅占报纸一个版面的四分之三,但是这个时期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却对沈从文以及聚集在他身边的作家(作者)群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沈从文主编的166期《大公报·文艺副刊》作为研究对象,以作家与传媒的双向共生为切入点,对沈从文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关系作一种阐发。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传媒之于作家的角度入手,阐述《大公报·文艺副刊》对沈从文和其他作家的意义。《大公报·文艺副刊》是沈从文“湘西世界”之外的精神一隅,它扩大了沈从文在文坛上的影响,是沈从文新作刊发的园地和申明自己文学主张的论坛。《大公报·文艺副刊》最终确立了沈从文北方文坛盟主的地位。之于其他作家,《大公报·文艺副刊》为老一辈作家提供了发挥余热的舞台,为青年作家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激发了有志文学青年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副刊的支持。第二部分:从作家之于传媒的角度入手,阐述作为主编的沈从文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特定的文学环境中办出副刊的特色。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有四个特色:一是高品位的内容设置,以高雅纯正的文学趣味引领文坛发展的方向;二是站在新文学建设的高度,继承五四文艺副刊的文学传统;三是现代性的开放视野,独特的外国文学译介风景线;四是强大的作家阵容,名人效应与推出新秀的结合。在政治化和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沈从文没有一味迎合读者口味,把副刊办成了新文学的芳草地。第三部分:把作家与传媒的双向共生还原到特定的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环境中,阐述对当时北方文坛产生的深远影响。《大公报·文艺副刊》高扬了沈从文和聚集在副刊周围作家的文学理想。同时,沈从文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平台,以促进新文学发展为中心,高举五四文学传统大旗,充分发挥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精神凝聚力和影响力,促进了北方文坛的整合。《大公报·文艺副刊》绽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方文坛,给当时寂寞的文坛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在这个副刊上,有着当时北方文坛的缩影。它忠实地见证了当时文学发展的多样形态。在今天多元化的文学发展环境中,作家和传媒的关系如何处理,沈从文为我们做出了示范。触摸30年代的这段历史,可以为今天的文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