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以我的家乡—河南新县为田野调查地点,对大别山地区浓厚的红色文化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人类学、博物馆学的研究。在我的家乡,我是在老人红色历史的叙事中成大的,其红色文化的神秘色彩一直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一个情愫。现在的人类学、博物馆学的专业训练使我有可能对其进行一个系统的研究与分析,也算是圆我儿时的一个梦想。本文是以大别山地区的各地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为研究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学界的流行更是加深了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对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这一独特的博物馆形态进行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对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因素进行人类学的分析。这种对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的研究是一种以小见大的过程,是一种历史学所说的微观史学的做法,即通过文物的研究来重现当时历史进程与结构。多点调查的田野调查是必要的,这对于革命文物的历史重述、经济权益之争具有很强的阐释能力。在文中,我们分析了大别山地区的红色文化形成的原因,作为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研究的背景提出。这让我们对其整个的文化一社会结构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这也有助于理解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在当地的独特意义。在红色文化的大背景下,本文论述的重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的研究,我们提出了文化发展的两条路径,即西方博物馆的中国化与中国祠堂的博物馆化,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两个维度上分别进行了人类学意义的追溯。这项研究不仅对于一种文化形态的形成有解释力,而且对本土化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第二,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不仅是一个收藏文物的场所,还是一个政治权力积聚的场所,通过考察这几年的新闻回顾,我们发现了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所承载的政治权力利益。第三,深入到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内,我们将着眼点放在了革命文物身上,分析了革命文物引发的历史叙事,而且还有革命文物与博物馆主体之间的关系。用福柯的研究来探究文物被构建的话语权力,以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当然,现代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制约下产生的,必然有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对于其极力回避的历史叙事,我们以张国焘现象为例,分析了两种相左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与关系。在此,我们将意识形态作为研究的方法论来分析这种与现实因素不相符合的现象。第四,现代中国,文化遗产的全球话语与非物质文化研究如火如茶的进行,而且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越来越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一种依托资源,红色文化、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的研究尤其重要。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对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的定义、特征、分类等基本的学术概念进行了谈论,这在博物馆学领域内是一个重要的,但是容易被忽视的话题。另外,河南新县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的发展理念也为未来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路径,“让将军之光永远辉煌新县”和“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实践可以说为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的发展带来了启示,即将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与经济、旅游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做成一个文化产业。革命博物馆作为中国博物馆分类中的一个形态,其发展路径也会对博物馆学的研究提出一些有借鉴的理论与实践,比如,发展博物馆自身的经济产业,以减少对于政府财力的依附等。所以,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的研究不仅对于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红色文化有一定的帮助,而且对于博物馆学领域内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也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