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理论是经济学理论中最基础、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效用理论的发展历史较长,大致说来,它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个阶段。在边际革命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基数效用论成为研究消费者行为的主流理论。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是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时所感受到的心理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可以直接计量并加总求和,因而其大小可以用基数来表示。但是基数效用论的发展始终被两个问题困扰着：一个是效用的度量问题,即作为主观满足感的效用能否加以度量以及如何度量?另一个是效用的人际比较问题,即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水平能否加以比较?显然,效用的度量问题更具根本性,人际比较问题是由效用度量问题派生出来的。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那么人们对基数效用论的怀疑也就在所难免。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对基数效用论的这种怀疑日渐增强。最终,在帕累托、希克斯和萨缪尔森等人的努力下,序数效用论逐渐取代基数效用论,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分析范式。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无法具体衡量,也不能加总求和,而只能表示满足程度的相对水平,因此,效用应当用表示偏好的序数来表示。序数效用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定性分析,它只关心一件商品的效用比另一件多还是少,而不再关心究竟多多少或少多少。同时,序数效用是对单个人而言的,人际间序数效用的直接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序数效用论的出现并不是解决了满足感的度量问题和人际比较问题,而是巧妙地回避了这两个问题。序数效用论虽然已经成为现代效用理论的标准分析范式,但它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实际上它也存在着很多的缺陷与不足。这些缺陷与不足表现在：(1)揭示序数效用的可积性方法和显示偏好方法都存在循环论证错误,因为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一方面以偏好关系解释消费行为,另一方面又通过消费行为解释偏好关系。因此,序数效用论对于过去已经发生的消费行为是缺乏解释力的。(2)偏好最大化与福利最大化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序数效用论认为,偏好与福利是一致的,人们选择了能使偏好最大化的商品组合也就实现了福利的最大化。但是大量的研究表明,偏好与福利经常是不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用序数效用论的偏好最大化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未必能使人们的福利水平也实现最大化。因此,序数效用论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会受到偏好与福利不一致的影响。(3)许多经济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并不能完全取代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者认为,在分析消费行为时效用的基数性质是不必要的,应当用“奥卡姆剃刀”剔除掉。但是分析消费行为不需要基数效用并不意味着在其他必须要考虑偏好强度的研究领域,我们也不能采用基数效用,否则我们就会犯所谓的“不当抽象谬误”。这样的研究领域很多,本文着重讨论了序数效用论无法解决而必须采用基数效用论的三个重要的经济问题：社会选择问题、不确定性问题以及边际效用递减问题。这表明,序数效用论的应用领域是有局限性的,它并不能完全取代基数效用论。(4)序数效用论必须以稳定偏好假设作为理论分析的前提,然而该假设是缺乏经验事实基础的。在用可积性方法和显示偏好方法来揭示序数效用的过程中运用了归纳推理,即以过去观察到的偏好关系来推导一般的(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偏好关系。通过对逻辑学中“休谟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归纳推理的必然性必须以稳定偏好假设为条件,稳定偏好假设是自然齐一律假设在消费者理论中的具体应用。但是这两个假设都没有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而且理论和实践已经证伪了稳定偏好假设,这就使得序数效用论难以对未来的消费行为进行科学地预测。正是因为序数效用论存在着上述种种的缺陷与不足,所以复兴基数效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复兴基数效用论也是具有可行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基数效用与序数效用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由于序数的比较必须以基数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序数效用的存在也必须以基数效用的存在为前提,序数效用论的存在并不能排斥基数效用论。第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从基数效用的可测性和人际可比性来看,随着科技的发展,那种认为基数效用不可度量的观点已经受到挑战,现代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已经为基数效用的测量和人际比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基数效用论的复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性的。借助于来自神经经济学的证据,本文的研究表明,基数效用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可以进行客观地测量和人际比较的。长期以来,受到科学技术的限制,我们很难对人类的大脑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经济学往往把大脑当做一个“黑箱”来处理。但是近期神经科学的发展表明,借助于先进的神经观测仪器,我们已经能够打开这一“黑箱”,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神经经济学由此产生。神经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主观上的心理满足感存在着与其相对应的客观的神经基础,而先进的测量仪器也为寻找基数效用并加以度量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现在,神经经济学关于满足感的研究已经大量存在,并且还在不断涌现。这一系列的研究已经初步解决了经济学中两个古老的问题,即效用的测量问题和人际比较问题。在神经经济学看来,基数效用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的发展不应再像以前那样墨守陈规,受效用测量问题和人际比较问题的困扰。可以说,神经经济学对基数效用的发现已经为基数效用论向主流经济学的回归创造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另外,除了对基数效用的发现,神经经济学还在其他方面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了贡献,本文也作了相应的论述。除了在神经层面上的测量方法,本文还阐述了度量基数效用的其他方法,即主观幸福感的测评技术。尽管通过现代化的神经生理学观测仪器,我们也可以对基数效用加以度量和比较,但是用这些仪器进行观测的可操作性并不高,因为它通常要让被调查者处于实验室中才能进行观测。要想更方便地对人们的效用水平进行测量,还必须找到其他更具操作性的测量技术才行。在这方面,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当然,由于学科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目的不同,因此不同学科对满足感的称谓也不同。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遵循心理学和社会学当前比较普遍的提法,即把满足感或基数效用称为主观幸福感。这里的“主观”强调的是幸福的标准是由被调查者自己来评判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技术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各种测量技术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样,从简单到系统,使得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日益客观和准确。总体来说,一个比较成熟的幸福感测评体系已经建构起来,那就是以结构化问卷形成的自陈量表为主体,并适当选用其他测量方法作为补充,以对被调查者的情感和认知进行综合评定。本文最后探讨了基数效用论的复兴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相对于序数效用论来说,基数效用论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即关于效用差额或者说偏好强度的信息。有了这一优势,我们相信基数效用论将在许多方面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如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不确定性问题等等。但是限于篇幅,本文着重展示了当前已经比较成熟的关于“幸福悖论”的研究。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们的效用是收入的增函数,但是幸福悖论的相关研究则表明,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未必能提高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或效用水平。这一“反常”现象激起了人们极大的研究兴趣,于是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对幸福悖论加以解释,这些理论包括相对收入理论、心理适应理论、愿望水平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关系物品理论、过度工作理论以及聚焦幻觉理论等等。同时,这些理论又出现了相互融合和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而且也注意到了幸福水平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对幸福悖论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加深了人们对收入与幸福关系的认识,而且对政府的经济增长政策和税收政策也提出了新的建议。具体地说,首先,政府要更多地关注国民幸福水平,而不应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因为增进幸福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而经济增长未必能使幸福水平提高；第二,为了有效地提高国民幸福水平,政府要适度地扩大“亲贫式”的财政支出。第三,政府要更多地实施累进的消费税和所得税,这样可以通过减少资源浪费和收入不平等来提高一国的整体幸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