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气候变化诉讼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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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因气候变化产生的诉讼案件数量激增,采取司法手段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常态。国际社会一致努力并出台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本框架的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系统。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大气污染公益诉讼尚处于广义的气候变化诉讼的范畴。我国也暂无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主题的相关专门立法,但为履行《气候变化公约》下的国际义务,已开展了一系列气候变化领域的立法研究、文件出台和政策实施,并已将制定专门的气候变化法提上日程。在新《环境保护法》的出台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等诸项制度及理念都与国际立法接轨,符合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趋势。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中,“气候变化”是指在自然因素之外的直接或间接归因于人类活动而改变全球大气成分所导致的气候条件一系列变化的现象,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经济方面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基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和滞后性等特征,环境权的兴起带来的更多公民和组织对气候环境的恶劣影响的监管请愿,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亟需法律约束,而这种约束就需要法院的执行力来确保,传统的诉讼模式不能有效的解决气候变化诉讼的出现,在肯定诉讼具有直接和间接的监管功能的同时,完善当前的气候变化诉讼机制迫在眉睫。气候变化诉讼从广义上来说是包括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一系列不同的司法程序的统称,各国司法实践中已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要求法官处理与气候变化,或者与气候科学有关的论点和事实的案例。但气候变化诉讼在我国的推行将遇到理论和实践中的困境。在理论方面,虽然环境权这一理论已日渐兴起,但是我国如果不明文确定环境权的出现,提起气候变化诉讼的主体很可能因为被判定为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使得法院驳回对环境品质享有的利益受到损害的这一诉讼事由。另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的诉讼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是目前我国现有法律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进行具体详细的阐述,导致在法律上对污染环境等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缺少规制,需要审判者对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定性。我国气候变化诉讼在现有法律框架和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挑战与困难,主要为五个方面:一是原告和被告的起诉资格问题;二是因果关系的证明难题;三是法院面临的“政治问题理论”难题,虽然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国,但是在我国的法律框架下则被理解为“可诉性”;四是法院面临的司法合法性问题,即当气候变化相关立法尚且缺位时,法院如何处理“无法可依”的气候变化诉讼;最后则是法律框架的不完善导致的诉讼难题,主要表现为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组织难以提起气候变化公益诉讼,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举证责任的分配上,也是困难重重。美国在气候变化诉讼相关领域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可以为我国建立和完善该框架起到启示作用。涉及的理论基础主要为当代人权理论的环境权、可持续发展理论、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以及诉讼中的起诉资格和“政治问题理论”。在国家层面如何适用侵权事由也可以管窥美国时如何救济公民被侵害的私益。同时,传统的环境法中的原告资格的认定也被“气候变化诉讼第一案”马萨诸塞州诉美国联邦环保局一案的判决适当拓宽,还对空气污染物进行重新界定,从司法解释的角度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纳入规制范围。基于美国经验的启示,提炼出相关司法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国情,为我国气候变化诉讼制度提出完善的对策。从大气污染公益诉讼与气候变化诉讼的无缝衔接的可能性为起点,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将温室气体纳为规制客体,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实现气候诉讼与政策制定的相互促进,同时在起诉阶段要适当拓展原告被告的起诉资格和法院的受案范围,在司法过程中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司法判例,吸收先进经验。希望本文对我国气候变化诉讼制度的基本构建和发展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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