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学术研究史的视野,对有关菅茶山汉诗的研究论文进行了梳理,发现菅茶山的汉诗创作中,中国文化影响和日本风土特性兼而有之,并相辅相成。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一、菅茶山早期的汉诗创作具有初期文人特质,是指多使用典故和古语,希望自己能够化身为中国古典中的文人。因此,菅茶山的《兰》诗受到了孔子《猗兰操》的影响,同时与繁钦《咏蕙诗》、陆游的“咏兰诗”有相同之处。尽管如此,这类汉诗仍具有日本风土特性,即由菅茶山个人的孤独感和郁闷心情所决定的与孔子《猗兰操》、繁钦《咏蕙诗》等不同的主题。“咏石诗”使用了许多中国古代的典故来表现茶山对现实社会的厌恶,但将石头比喻成自身的创作手法以及对“石头所在场所的”的独特构思是菅茶山汉诗特有的。二、菅茶山的汉诗创作受中国明清文人画的影响。菅茶山在明清文人画和明清文人的诗歌作品中获得了比寄托忧愤情感的汉诗作品更进一层的、活用色彩来描写景物的表现手法。与此同时,菅茶山的汉诗又有不同于明清文人画和诗歌的部分,如茶山汉诗中“鸟背”一词的表现手法就是中国诗歌中未曾出现的。三、菅茶山早期的汉诗受《文选》的影响。在“政治批判诗”中菅茶山主要采用《文选》中《古诗十九首》、贾谊《鹏鸟赋》等作品中的“浮云”、“白日”等词来表现社会的颓废,用“鸟”来比喻奸恶之人。然而,在“表现情感的汉诗”作品中,菅茶山不仅采用了《文选》作品的表现手法,同时还积极地赋予《文选》中陆机《演连珠》、沈约《谢灵运传论》作品中“论心”一词新的涵义,并根据谢灵运《酬从弟惠连》“辛勤风波事,款曲洲渚言”这两句诗创造出“款言”这一新的诗语,语意为“亲密、详细地谈论互相近况”。这同样说明菅茶山早期的汉诗,既受到了《文选》等中国文化的影响,又具有日本风土特性的创新性。四、菅茶山的汉诗受到日本传统文艺,特别是和歌和俳谐的影响。然而,像“道上诗”这一类汉诗既有使用俳谐嘱目性这一表现手法的作品,也有使用典故这一中国汉诗传统表现手法的作品。也就是说,菅茶山的汉诗创作具有日本文学化即俳谐性的汉诗,同样也使用了“出典”这一中国汉诗的表现手法。五、所谓“和习”,正是我们所说的菅茶山汉诗创作中的日本风土特性；俞樾尽管对菅茶山汉诗中的“和习”进行了一些修改,但却对菅茶山的汉诗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说明,具有“和习”即日本风土特性的菅茶山的汉诗创作,仍然受到中国国学大师的认可,即具有汉诗普遍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