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赫·劳伦斯(1885-1930)是20世纪早期英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之一，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创作颇多，且极具争议。《儿子与情人>是劳伦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在该作品中，劳伦斯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背景。在他看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破坏了美丽的自然环境，并且影响了人的思想感情。因此该小说是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和尖锐深刻的社会批判的完美结合。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儿子与情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仅中译本就有10种以上，其中，最早的中译本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最新的出现在本世纪初；中译本作为跨文化文学交流的媒介之一，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但现阶段对劳伦斯作品中译本的研究甚少，因此对《儿子与情人》的中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应该是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很好的尝试。而自1970年以来，众多评论家纷纷将文学译作的研究与文化历史因素的考察相结合，因而出现了文学译作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从而使翻译主体的研究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重点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深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基于对上述两方面研究的重要意义.本论文选取了上世纪80、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出版的《儿子与情人》三个中译本，通过对译本差异的分析，说明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着译者在翻译中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导致对文学译作的影响。 论文首先对劳伦斯作品尤其是《儿子与情人》在中国的译介进行回顾。然后对文学译作研究的“文化转向”做一简单介绍，以及在这种转向的影响下，文学译作研究界对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译者的地位和译者主体性的认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受到译者的翻译观念及文化立场、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了同一本文学原著，其译作之间却存在着各种差异。 全文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全文的理论基础。论文认为，译者是社会文化因素对文学译作产生影响的主要媒介，因此第一章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具体理论阐述，包括译者的翻译策略，意识形态、文化立场、审美情趣、创造性。另外，本章也说明了译者的主体性受到的制约，包括社会以及历史因素的制约，赞助商和目标读者群，以及文学译作的诗学原则的影响。 论文第二章在观念层面上对三个中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首先引入与观念层面和文本层面相关的勒菲弗尔等人关于网格(grids)的概念。其次，对《儿子与情人》三个中译本在译文的结构、措辞和风格等共性方面进行了简单说明。然后，阐述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形成了在译文内容选取、人名和地名的翻译、女性问题、习俗问题、宗教用语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翻译差异。 论文第三章则在文本层面上对三个中译本进行比较分析，说明译者主体性受到特定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后，译本在整体语言风格如习惯表达语、方言、正式语，在文学表达手段如排比、成语习语、诗学、叙事以及在幽默、讽刺、委婉语、文化词语、注释等方面的处理表现出的差异。 论文第四章探讨造成三个译本差异的原因，包括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立场、翻译目的及意向读者、赞助人、以及译本所处的背景等社会文化因素。 通过对《儿子与情人》三个中译本的比较分析，论文认为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译者产生重要影响，促使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形成文学译作的差异。论文主张，作为文学作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学译作的研究不应局限于争论译本好坏或探寻译本的误译、错译，而应将译作与具体的译者及其所处时代紧密联系来，说明社会文化因素对文学译作的深远影响，同时，也给《儿子与情人》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促进劳伦斯作品的译作研究更为深入和广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