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之后，区域性暴力冲突的发生频率呈急剧上升之势，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此起彼伏的地区冲突进行了广泛的干预。摆脱了两极对峙权力格局的羁绊后，作为冷战后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拥有全球最为强大的武力，在干预地区冲突时，似乎不会遇到什么制约或掣肘的因素。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美国冷战后的一系列干预行动时，却发现美国在制定干预政策时的确是遇到了不少的制约因素。反映在具体的干预行动上，就有了对波黑政策的摇摆不定，前后矛盾。 从美国对波黑战争（1991—1995）的干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制约因素的作用。布什政府对于任何美国可能卷入波黑冲突的前景都持悲观态度，他坚决反对派遣美国军事力量介入冲突，把解决问题的重担推托给欧洲的盟国，而把美国的行动仅局限在向冲突的一方施加外交压力，防止冲突的蔓延和出现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克林顿上台之后，一改其前任置身事外的立场，决心在波黑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和强硬的政策，使危机以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式得到解决。不久，美国就提出了干预波黑战争的“取消和打击”计划。然而，当克林顿政府试图推行这项计划时，却发现不但俄罗斯极力反对，就连美国的西欧盟国也不支持。考虑到与俄罗斯及盟国的关系，美国在以后的干预中，不得不多次放弃使用空中力量打击波黑塞族的计划。美国的干预目标也不时的从积极介入转变为消极地遏制冲突的扩大。这种政策的摇摆反过来又遭到各方面的强烈批评，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克林顿政府就再次调整政策。1995年夏，克林顿政府意识到这种循环往复的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美国终于决定实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空中打击来迫使塞族屈服，并主导签定了代顿和平协议。 从根本上说，美国的波黑政策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波动起伏，主要是由于波黑冲突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只是边缘性的，在核心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美国不愿投入解决危机所需的巨大干预成本。具体地说，有四个方面的制约因素。第一，美国虽然是冷战后的唯一超级大国，但它的行动还是受到了国际权力关系格局的影响，俄罗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在波黑问题上与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美国所选择的多边主义的干预方式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困境，多边主义在分担美国干预成本的同时，也限制了美国的行动。第三，波黑战争本质上是一场种族冲突，由于种族冲突问题的复杂性，外界干预者很难妥善处置。第四，美国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干预政策的选择各执一辞，另行政当局很难作出最终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