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农业税费包括乡统筹和村提留的取消,导致基层政权的集体“不作为”,计划生育、宅基地分配等村庄治理中的干群纠纷即“公私纠纷”因此迅速递减甚至逐渐消失。同时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所致农村人口大幅度外流、农民收入显著增加、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以及国家力量进一步淡出后私人空间的扩大,又不同程度减少了家庭之间的“私私纠纷”；简言之,近二十年来民间纠纷的迅速递减,真实地反映了乡村社会的从传统向现代的急速转型。村干部的集体“不作为”、市场经济对村落共同体的有效解构影响下内生性乡村权威的式微,导致民间纠纷协调机能的迅速衰颓,法律调解的作用逐步突显。这既是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期国家政权建设和法律观念深化的产物。而民间纠纷中自我化解方式的主导性地位的产生,以及作为纠纷和调解实践逻辑的人情、面子、关系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逐步向非亲情化、理性化和实物化的转变,一方面表明乡村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疏远、社会联接的弱化及村落共同体内聚性和认同度的降低,而这也恰恰是乡村社会现代转型最真实的写照。社会演变过程中,既没有固定的和必然的模式,也没有最佳和最理性的状态。社会进步的最大魅力就是在其演化的过程中找到一条最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面对急速变化的当代中国农村,如何准确地把握其演变的脉络和趋势,进而结合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使之少走弯路,或许这才是乡村社会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