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完善以及全球外包的盛行下，原本技术落后的国家也可能出口较高技术水平产品，出口规模的大小已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一国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实质内容。普遍采用的未剔除进口中间品价值的以最终产品形式量化的出口复杂度指数存在“统计假象”问题，且忽略了中国的“特点”，脱离了我国明显的地域差异的客观事实，单纯进行跨国分析得出的结论并未得到中国内部地区出口复杂度的验证。本文以相关理论为基，前人成果为鉴，深入剖析地区出口复杂度的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首先，对现有关于出口复杂度的量化方法和影响因素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提出构建地区出口复杂度指数，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已成为研究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的最新视角。其次，计算地区出口复杂度指数，并据此了解地区出口复杂度的演进特征。再次，基于理论分析，以全国各地区样本和将区域按东、中、西部分组进行地区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的实证验证。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地区出口复杂度水平的路径。通观全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通过对2002-2008年中国各省级区域出口复杂度指数的测定，了解到出口产品、产业和地区出口复杂度的动态演进特征。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呈现出不断提高且伴有行业属性的特征；出口产业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产业出口复杂度不断提高，但差距呈现逐渐拉大的趋势；地区出口复杂度差异性较强，地区出口复杂度指数与人均GDP存在着一定正相关关系，且与地区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并未出现“Rodrik悖论”所述情况。第二，影响我国出口复杂度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有内部知识的累积、FDI的技术溢出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地区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等服务因素。第三，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显著影响东、中、西部地区出口复杂度水平的提升。第四，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东部地区出口复杂度提升，但内部因素才是拉动该地区出口复杂度提升的主动力。第五，推动中部地区出口复杂度提升的主要因素来源于内部因素，而非外部原因，FDI技术溢出效应并没有显著推动中部地区出口复杂度提升。第六，拉动西部地区出口复杂度逐步提高的重要因素有：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地区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外部因素是推动西部地区出口复杂度增加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