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北宋第一部官修佛经目录—《大中祥符法宝录》(以下简称《祥符录》)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北宋初年的译经情况以及该经录历史地位和后世影响。此录所收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至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天息灾、法天等印度来华僧在太平兴国寺的印经院所译经典。本文首先阐述选题的目的、意义、研究现状与方法等,发现《祥符录》一直未得到学者的重视,故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北宋“以文治国”,政府对佛教采取扶植的政策,同时,以僧人为代表的中印佛教交流促使译经事业的重启,北宋译经制度的确立与完善,种种条件为《祥符录》的产生奠定基础。而在对《祥符录》真正编撰者的考订,既先对官方认定、署名的编撰者赵安仁、杨亿的生平与佛教交往进行考察,再考察了《祥符录》所收经典的译者天息灾、法天、法护、施护等来华僧的生平与对北宋译经事业所做的贡献,以及印经院所培养出的中土译经僧惟净的译经情况,由此发现《祥符录》真正的编撰者应是一直参与译经工作的僧人,如惟净、法护等人,而赵安仁等人署名则是为体现政权对教权的领导。《祥符录》作为一部断代编年体经录,从其收录经典来源,考察北宋译经类型以陀罗尼、持明密典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北宋译经的原则:翻译大藏经中所缺失的经典,而选择藏于秘阁中的密教经典;另一方面,由于此时佛教在印度本土已呈现密教化,故来华僧所携带的典籍也大多是此类型。官方参与经录的编修,其编年体式的体例不同于传统经目;在经录中,除典籍的名称、部数、部类、译者与提要外还有诸如上表,诏令等记录译经情况的内容,从中探讨了政权对教权的主导、教权对政权的依附。《祥符录》随着此后大藏经的不断续刻而得以流传,在北宋末年却又亡佚于战乱,仅存名称而已,不过所幸其中所收录的一些经典在后世的经藏中得以存见;而《祥符录》编年体式的编撰体例对后世佛经目录与藏经刊刻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