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戴乃迭译的《窦娥冤》与时钟雯译的《窦娥冤》是有影响的两个《窦娥冤》英译本，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在海外传播的范例。本文以翻译传播过程理论为指导，以上述英译本为例，围绕翻译传播过程的四个阶段：翻译传播发起阶段、翻译阶段、传输阶段、接受阶段，对比分析了《窦娥冤》两个英译本这四个阶段呈现出的差异，从而得出中国典籍作品翻译传播的一些启示。通过《窦娥冤》杨宪益、戴乃迭以及时钟雯译本在翻译传播过程四阶段的对比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翻译传播者或传播主体的目的深刻影响着翻译传播的四个阶段。《窦娥冤》两个英译本的翻译传播主体分别是外文出版社和时钟雯本人。在翻译传播活动发起阶段，翻译传播主体动机的不同，使《窦娥冤》的版本选择和译者选择上存在差异。在翻译阶段，译者杨宪益、戴乃迭以及时钟雯的翻译活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理解阶段和表达阶段。理解阶段，译者需要理解传播主体的动机以及原文。表达阶段，根据传播主体的动机，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和时钟雯在翻译阶段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以及技巧来满足传播的需要。外文出版社将《窦娥冤》的翻译作为向世界介绍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主要针对的是普通读者，因此，译者杨宪益、戴乃迭为了降低受传者的阅读难度，灵活采用翻译策略和技巧，如省译以及意译等，这些翻译策略和技巧兼顾了传播者以及受传者的需求，有效地传递了中国文化。时钟雯兼有传播者和译者双重身份，旨在将其《窦娥冤》译本打造为教材以及研究材料，其译本主要针对的是专业读者。因此，她不仅补充了《窦娥冤》的背景知识，而且在其译文中大量使用注解，注解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其采用的《窦娥冤》元曲选版本与古名家版本的差异，译者对原文的疑惑等，对文中涉及到的相关文化，更是花费大量篇幅解释。然而，注解的大量使用也影响着译文阅读的流畅性。在传输阶段，两组译者的《窦娥冤》译本都借助图书出版社媒介，推动译作的翻译传播。外文出版社在出版杨宪益、戴乃迭译本的同时，也积极寻求与国外其他出版社合作，因此，该译本不仅有纸质版本以及电子版本，而且多次进行再版与重印。这种合作方式，使得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在发行方面，既可以利用外文出版社的发行渠道，也可以利用与之合作的出版社的发行渠道，促进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时钟雯，选择剑桥大学大学社出版其译本，由于其译本的研究价值，也被列为普林斯顿—剑桥中国语言学研究书目之一。时钟雯译本的发行，主要是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全球的分支实现的。在接受阶段，在学术文章以及专著、书评网站以及购物网站都能找到一些关于《窦娥冤》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以及时钟雯译本的反馈。从受众的反馈中，也可以看出两译本的接受情况。
　　两个译本翻译传播过程的分析给中国典籍外译带来了启示。在当下阶段，把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作为中国典籍翻译传播的目的，就要以我国翻译传播媒介和译者为主，同时发挥国外相关媒介和译者的优势共同推进。杨氏夫妇的《窦娥冤》英译本注重中国文化在西方普通读者的接受，多介质图书的发行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对《窦娥冤》的传播起了较大的作用。时钟雯译本对中国文化研究领域读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窦娥冤》的传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媒介使用考察，上述两个英译本所借助的翻译传播媒介都显得单一，只是借助图书出版社来推动该部作品的传播，没有涉及其他形式的翻译传播媒介，比如报社、电台、剧院以及网站。影视、话剧、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都有助于中国典籍在海外的传播。在多元媒介方式的今天，中国典籍的翻译传播应该采用多媒介方式进行传播，这样可以增加更多的受众，扩大译本的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