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化经济改革的进程不断加速,我国经济系统也同全球经济体系的联系更加紧密。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要“逐步发展我国跨国企业和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党十八大同样指出加速发展跨国金融机构。那么,在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走出去”战略对于我国的商业银行来说既是机遇、同样也是挑战。我国商业银行的跨境经营业务可作为资本输出计划的战略载体,与人民币国际化形成相辅相成的乘数效应,带动我国资本对外投资高速发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我国政府鼓励商业银行“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内背景下,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商业银行在选择是否跨境经营时将会面临的最直接问题是跨境经营对商业银行的业绩以及商业银行的风险会产生何种影响。由于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一定的变化,那么,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前后商业银行的经营会发生何种变化、选择跨境经营的商业银行与没有选择跨境经营的商业银行在业绩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差异。通常来说,商业银行跨境经营的途径包括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兼并、跨国贷款、银团贷款等,但是受限于商业银行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主要研究商业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对商业银行业绩的影响。对商业银行的业绩,笔者主要考虑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不良贷款率(NPL)和银行资本率(capital_ratio)三个层面的影响。基于此,笔者将分别研究商业银行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对商业银行在净资产收益率(ROE)、不良贷款率(NPL)和银行资本率(capital_ratio)等业绩指标的影响。基于bankscope中2011年至2014年16个季度全球商业银行的观测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通过研究发现：第一,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会正向影响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NPL)；第二,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会降低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第三,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会降低商业银行的资本率(capital_ratio);第四,商业银行规模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NPL)的确呈现出了异质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会降低不良贷款率(NPL),而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会增加不良贷款率(NPL)。在文章关于商业银行跨境经营对商业银行业绩影响的结论的稳健性方面,本文考虑了实证分析中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非线性关系、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商业银行的异质性、样本年限以及数据缺失值等问题。为了得到较为稳健的实证结论,笔者分别采用Heckman两步法、分位点回归(QR)、划分样本回归、增加年度数据、插值添补法等对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上述结论仍然是稳健的。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会增加不良贷款率(NPL)、同时降低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和资本率(capital_ratio)。在得到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对商业银行经营业绩多个方面的影响特征以后,笔者进一步分析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对其业绩影响的路径。首先,金融危机时期,商业银行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增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NPL)的效应与降低商业银行的资本率(capital_ratio)的效应均会加剧。同时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使得商业银行风险暴露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了差异性,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在危机时刻设立有跨境分支机构将会面临更低的不良贷款率,相比之下,规模较小的银行,在危机时刻设立有跨境分支机构将会面临更高的不良贷款率。其次,与非上市银行相比,上市商业银行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对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资本率(capital_ratio)有着更大负向的影响,同时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NPL)的影响会降低。再次,与没有参加信用评级的商业银行相比,参加信用评级的商业银行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对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ROE)的负向影响、对不良贷款率(NPL)的正向影响以及对资本率(capital_ratio)的负向影响会更低。最后,对于参加信用评级的商业银行来说,信用评价的高低也会降低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对业绩影响的效应大小,信用评级越高的商业银行,其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对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ROE)的负向影响、对不良贷款率(NPL)的正向影响以及对资本率(capital_ratio)的负向影响会更低。因此,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金融危机、商业银行上市、商业银行的评级均是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影响商业银行业绩的重要渠道。基于此,为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提供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建议和宏观层面的政策建议。首先,对于商业银行“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开展跨境经营业务的商业银行应该加强自身风险管理能力、提升风险防控水平。由于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对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率存在负向的影响、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那么,我国商业银行在选择“走出去”时,需要加强和提高对商业银行风险的管理水平和能力,防止由于商业银行“走出去”而给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带来冲击,进而引发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其次,对于政府鼓励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不应该一刀切,应该根据商业银行自身特征分阶段的鼓励商业银行“走出去”。相比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而言,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会降低不良贷款率(NPL),资产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则会增加不良贷款率(NPL),因此,针对不同资产规模的银行“走出去”需要有不同的侧重点,监管部门可以根据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以及风险管理水平分阶段鼓励商业银行“走出去”,以不引发系统性风险为底线。基于实证国际经验来看,笔者认为：第一,原则上鼓励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先“走出去”,因为此类商业银行“走出去”面临的风险相较于中小型商业银行会更低,而资产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可以稍微迟于大型商业银行“走出去”,针对中小型商业银行“走出去”,需要资产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对自身风险水平进行评估,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可以选择“走出去”,而风险管理水平较低的中小型商业银行推迟“走出去”。第二,商业银行上市、参与信用评级均会改变商业银行“走出去”对商业银行业绩的影响,因此,除了按照商业银行规模分阶段“走出去”以外,商业银行还可以通过上市、参与信用评级等路径来降低跨境经营给其带来的风险,从“走出去”的视角来看,上市银行、参与信用评级的商业银行可以优先选择“走出去”,而非上市银行、未参与信用评级的商业银行可以选择推迟“走出去”。针对本文研究方法及结论,笔者认为对商业银行跨境经营可以从以下角度展开深入研究。第一,针对不同的国家展开分析,研究特定国家或者地区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与商业银行的业绩之间的关系。从该视角出发,可以进一步针对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地区、或某些国家商业银行的样本来对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与商业银行的业绩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得到读者关注的样本。与之相似的,本文中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第二,针对特定时期内,研究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与商业银行的业绩之间的关系。与特定国家或地区商业银行样本类似,感兴趣的读者同样可以针对特定时间段的商业银行样本展开分析,以捕捉特定时期内商业银行跨境经营特征,以对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时机选择提供建议。第三,进一步深入分析商业银行跨境经营对商业银行业绩影响的理论,理清商业银行跨境经营对商业银行业绩影响的传导机制,对于业绩指标的选择也可以考虑更多元化的方法。本文结论主要是一个经验分析,理论分析是本文的短板,感兴趣的读者通过理论分析可以进一步为实证分析提供经济学理论上的支撑,丰富商业银行跨境经营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