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在我国一直呈高发态势,“发现难”成为破案的棘手问题。强制报告制度作为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主动干预,实现对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早发现、早解决。2020年10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强制报告制度”写入法律,这对于所有关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研究者和实务者来说都是莫大的鼓舞。但制度的完善工作依旧任重道远,目前的强制报告制度仅仅是初步搭建主框架,唯有充实各个环节的枝干部分,才能为预防和减少侵害未成年人事件、保障未成年人权益起到实质性作用。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力求从理论到实践、从域外到域内系统论述我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以下简称强制报告制度）。首先,概括强制报告制度的基础理论,包括概念、特征、历史沿革和价值功能。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强制性、预防性、公益性的特征;在我国经过了萌芽期、试点期、发展期三个历史阶段;该制度具有降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隐案率、完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等价值功能。其次,分析目前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困境和困境成因。实施困境具体表现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报告率低、适用情形局限于刑事犯罪行为、救助服务依赖于“一站式”机制、失职追责案例稀少。导致困境存在的主要成因有:立法留白多、对侵害行为惩罚力度小、配套救助机制衔接不畅、责任主体报告意识低。再次,借鉴域外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经验。在发现机制层面,域外扩大责任主体范围和适用情形,出台保护措施降低报告顾虑。在响应机制层面,域外提供了统一快捷的报告途径,限时高效的调查流程,分级分类的处理方式。在配套制度层面,域外规定了明确的惩罚措施、有效的救助方案、全面的福利计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经验对我国完善强制报告制度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最后,提出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完善路径。在基本原则层面: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儿童参与原则、早期干预原则;在发现机制层面:明确责任主体范围、扩大报告情形、统一报告途径、优化宣传方式;在响应机制层面:明确受理报告的主管部门、加大对强制报告案件的立案监督、细化调查评估流程、落实对不履行报告义务的追责机制;在配套制度层面:拓宽司法救助渠道、尽快制定专项虐童法规、充分发挥未检办在强制报告制度中的作用、鼓励民间力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