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诸如家暴、撤销监护权、婚姻效力确认和亲子关系确认等家事案件的数量逐步上升,公众对家事案件的关注度也明显提高,因家事案件发生环境的隐蔽性和“家丑不外扬”传统观念的影响,家事纠纷往往在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后才有公权力的介入,家事案件的受害者面临着救济无门的局面,迫切需要一种即时且有效的救济渠道,公益诉讼无疑是最佳选择。我国正积极稳妥的拓展公益诉讼范围,到2021年,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已从传统的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拓展到英烈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等新领域,其保护的公共利益也从“不特定多数人利益”转向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民族精神上,而家事案件具有强烈的公益性,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人身安全问题,乱伦、买妻等身份关系问题以及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弱势群里利益保护问题,无一不影响着家庭关系的和睦和社会治安的稳定,检察公益诉讼拓展到家事领域,既是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需要,又是维护社会伦理道德和公序良俗的重要举措。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我国对检察机关参与家事诉讼尚无法律规定,因此在案件范围上不能急于求成,可先允许检察机关参与确认婚姻无效、家暴和涉及抚养、赡养问题等明显损害社会公益的案件,根据制度运行效果和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来适度增加案件种类。在参加诉讼的方式上,检察机关可以作原告就损害公益的家事案件提起诉讼,也可在身份关系诉讼本应列为被申请人的被告死亡时,充当被告补足诉讼对审结构,检察机关作为被告续行诉讼,行使当事人法庭辩论的权利,以便法官查明真相,防止错判误判。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参与家事公益诉讼,享有调查取证权、上诉权、抗诉权等诉讼权利;作为被告仅限于确认婚姻无效、确认亲子关系和确认收养无效案件,为了避免检察机关充当形式被告,向检察机关施以调查核实义务,即对原告提出的证据材料进行真实性调查,必要时由检察机关采用技术方法重新取证,同时为了避免本诉结果直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经检察机关同意,案件相关利害关系人可作为辅助型第三人参加诉讼,享有辩论质证、上诉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