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批评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而明代的文体批评是古代文体研究的“集大成”时代。对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研究有助于了解和认识古代文体批评的内容和方法,对建立现代的文体学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还很薄弱,本论文试图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对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的意义、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性进行了介绍。文体是指文章(包括文学作品)的类的规定性和存在样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其他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体貌特征。作者认为,古代文体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体裁、篇体、语体和风格体貌。本文研究方法可分为三个层次:分析、综合、归纳、比较等基本方法;文献学方法;传统诗学方法。第二章和第三章对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的文献形态进行了梳理和考察。第二章首先考察了明代140多种诗话、诗格和诗法的著作。然后着重对诗格、诗法著作的文体形态的体系性特征进行了研究,其体系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编排前代格法著作使之具有较强的体系性;二是根据一定的理论框架,博采杂糅前代诗话、格法著作使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第三章考察了明代文体批评文献的选本形态。第一节论述了吴讷《文章辨体》与徐师曾《文体明辨》的乐府研究。笔者首先纠正了罗根泽、于北山两位先生对《文章辨体》乐府分类的误会,吴讷将乐府分为六类,而罗、于认为分为七类。然后论述了两种选本对乐府体制研究的继承和创新。第二节论述了《古今诗删》与李攀龙的文体观念。本节着重论述了《诗删》的编撰与体例、古诗与乐府的关系、“唐无五言古诗而自有其古诗”等问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攀龙对文体的认识和观念:首先他概括了诗歌体裁发展和存在的大致轮廓,汉代之前的古诗发展为汉代、六朝的古诗和乐府,继而流变为唐朝的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体制。其次,各种诗歌体裁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时代之体和家数之体,从而也形成了其本色或“第一义”的内涵和要求。诗歌创作应该严格遵守不同时代、不同家数的体的要求,做到“拟议以成变化”。第三节论述了《诗归》所崇尚的“厚”与“清”两种风格体貌的内涵及其意义。第四章对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的理论形态进行了研究。其中,第一节从“辨析体制”和“体裁分类”两个方面对体裁批评形态进行了研究。第二节对风格批评形态进行了研究,重点论述了比喻品题的研究方法和以谭浚《说诗》为代表的明代风格分类与归纳研究。明代的品题批评有两个特点:一是规模大;二是参与诗学体系的构建。明代风格的分类与归纳更加显示出了繁密的特征。第五章论述了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的概念与要素。对体与辞、体与格、体与气等概念范畴的内涵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对谢榛的“诗能剥皮说”的文体批评实践、李东阳以文体为批评门径的“格调说”的理论构建、明初文学批评中的“气”论与文体的变革等明代诗歌文体批评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论述。李东阳“格调说”的理论内涵,即以才识为基础,根据诗歌通人心,诗歌之道与政教风俗相通的原理,通过声调、体格的讽咏和辨认,以达到陶冶性情,流通精神,感发志气,了解和认识物理、政教风俗的目的。尽管李东阳“格调说”的理论体系较为完备,但是他的具体批评实践却局限于声音、体裁、体格等形式因素的分析。这一诗论主张开始就存在着矛盾和危机。第六章论述了前后七子文体论与其文学复古运动的关系。第一节论述了李梦阳跟何景明、徐祯卿争论的文体学意义。李梦阳与何景明的争论焦点有两个,一个是法,一个是风格。李梦阳认为法就是辞句篇章的构造之法,是诗歌体裁规定的重要表现,“即如人身,以魄载魂,生有此体,即有此法也。”而何景明认为法是“临景构结”之法。在风格体貌的追求上,李梦阳提醒何景明用柔淡、含蓄、典厚之格矫正其俊亮之风,而何景明则认为李梦阳以寂寞为柔淡,以晦涩为含蓄,以野俚为典厚。二人针锋相对,体现了前七子复古运动对“格调说”的不同理解和其诗歌主张与创作实践上的矛盾性。第二节论述了谢榛对“格调说”文体观念自身存在问题的补救与完善。第三节论述了王世贞的文体批评理论,重点研究了其“才、思、格、调”的文体学意义及其对格调说理论的修正和完善。谢榛和王世贞都试图从文体的历史发展和创作主体的个性才情等方面来弥补“格调说”的理论缺陷,从而调和复古运动的内部矛盾。第七章论述了明末复古派诗论家的文体批评。重点研究了胡应麟和许学夷的文体批评和理论。他们的文体观念与理想是建立在对诗歌文体的历史考察上面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他们的文体理论可以说是格调说文体理论的最终完善。同时,他们对诗歌文体源流变化、发展谱系的描述和研究对我们认识古代诗歌文体的整体面貌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