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思·沃尔兹于1993年在《国际安全》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兴的国际政治结构》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在失去对手的情况下，北约的解散虽非指日可待，却也即将成为事实了。但是北约并没有像沃尔兹所预料的那样很快解散，时隔多年之后，北约依然存在。 完全按照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来对冷战后的北约进行解释和预测，只所以会得出错误结论，原因首先在于新现实主义所依据的假设存在问题。沃尔兹为了构建一种高度简约的体系理论，忽视了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沃尔兹的体系理论依靠理性假设来定义国家行为，但在对国际政治进程和结果做出解释和预测的时候却“忽略”了国家的理性、意图与偏好。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理性、意图与偏好。即使从均势政治意义上讲，仅仅因为某些国家的行为动机与其行为结果不一致就完全否定国家的理性、意图与偏好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合理的。即使均势政治并非所有国家的行为动机，至少也是某些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有能力操纵均势政治的霸权国家的行为动机。没有人能够否认均势政治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无论从意图来看，还是从结果来看，二战以来的均势都是由美国造就的：冷战时期美国的欧洲政策是出于对抗苏联威胁的需要而制定的，两极均势格局的形成是由美国的欧洲政策及其对外行为所导致的。一种高度简约的体系理论所反映的是国际政治的理想状态，它无法对国际政治进程和结果做出准确预测。 其次，沃尔兹的体系理论是解释理论而不是预测理论。沃尔兹认为解释力而非预测力是判断一种理论好坏的最终标准，因此他只强调理论的解释功能而不关心理论的预测功能。一种只具备解释功能而不具备预测功能的体系理论无法对国际政治进程和结果做出准确预测。 第三，沃尔兹的体系理论过分强调体系和结构层面的因素的作用而“忽略”了单元层面的因素的重要作用。沃尔兹为他的体系理论设定了两个自变量，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属性和国际体系中不同单元之间的能力分配状况，但他并没有说明这两个变量是如何形成的，尤其重要的是他没有说明导致国际体系中不同单元之间能力分配变化的原因。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属性并不必然导致均势，结构因素也并非影响国际政治进程和结果的根本原因，结构因素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