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活动增加、社会发展,全球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战略。近年来,随着保护成效凸显,保护地周围人兽冲突事件不断发生,为保护地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带来了阻碍。正确理解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并缓解人兽冲突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键。目前,越来越多研究认识到人兽冲突问题错综复杂,涉及了生态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多项领域,仅仅依靠单一学科的手段不足以解决人兽冲突问题。为了确定大熊猫国家公园及其周边的人兽冲突优先管控区,本研究首次采用了社会学-生态学-心理学的跨学科整合方法。我们广泛调查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及其周边的人兽冲突现状,评估人兽冲突风险的空间分布。基于问卷调查中人们的基础信息、是否遭遇冲突、收入水平等多种社会因子,探索了影响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态度的因子。最后,结合人兽冲突风险和人对野生动物的态度数据,利用多目标决策模型,确定了当前的人兽冲突管控优先区。本研究结果可以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规划和人兽冲突管理提供新思路和新工具,同时也为其他人兽冲突热点地区的管理提供参考和经验,对全球范围内的保护地管理也具有借鉴意义。本研究工作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周边开展。大熊猫国家公园旨在保护大熊猫及其伴生物种的生物多样性和典型脆弱的生态系统,并促进当地社区经济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目前正处于体制试点阶段。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周边人兽冲突事件越来越频繁,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采取管控措施,遭遇冲突的负面影响可能导致人们对野生动物产生广泛的、难以逆转的负面情绪,对国家公园的管理造成阻碍。本研究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周边社区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当地人兽冲突情况和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共计得到947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研究区域内最严重的三种肇事物种分别是野猪（Sus scrofa）,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和黑熊（Ursus thibetanus）。我们利用Max Ent评估其栖息地适宜度指数,利用Circuitscape评估其在研究区域内从栖息地到人类聚居区的连通性。结果显示,研究区域内野猪、藏酋猴、黑熊的栖息地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研究区域中部的山地林区,而在东部人类聚居区分布较少。野猪和黑熊的连通性较强,沿栖息地深入周边的居民区;而藏酋猴的连通性较弱,主要集中在中部林区。为确定研究区域内人兽冲突风险的空间分布格局,本研究构建了集成物种分布模型。结果显示,影响人兽冲突风险的最重要的因子是距离道路的距离,呈负相关。总体而言,野猪的中高风险区比藏酋猴和黑熊更多,主要集中在保护地周边的林区,并向周边人类聚居区渗入。本研究是首次探究多物种人兽冲突的相互作用对整个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影响。我们的结果显示,影响人们态度的最主要因子是是否遭遇过人兽冲突,而性别、年龄、主要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对态度的影响不大。野猪是研究区域内人兽冲突问题最为严重的物种,遭遇野猪肇事会导致人们对其他野生动物持负面态度。不仅更容易对藏酋猴和黑熊两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产生负面情绪,甚至对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大熊猫的好感也会显著降低。这种负面情感的泛化会对整个区域的保护管理造成深远影响。综上,结合生态与社会因子,我们提出管控优先区是为了使宝贵的保护资源能到最需要的地方,并根据风险和态度因子采取最适合的措施,以提高保护管理效率。我们提出了两种缓解人兽冲突的思路:一是以降低人兽冲突风险的生态学措施,即在人兽冲突中高风险区进行预防措施,以降低冲突发生的几率,例如:修建围栏、改变种植作物类型和开展生态旅游等。另一方面是以缓解人对野生动物的负面情绪的社会学措施,即在人对野生动物容忍度较低的地区,采取生态补偿、野生动物肇事保险和进行生态保护宣传教育等方法,以提高人们对生态保护工作的支持。总的来说,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管理者亟需缓解人兽冲突带来的风险威胁和人们对野生动物态度的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