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之后环境运动中的变化与新闻改革的发展为考察对象,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政治、经济对环境运动以及大众媒介的作用。探求在这个转型背景下,媒介在环保运动过程中充当什么角色,是如何与政府、公众、企业等因素展开互动的。论文以环境运动的组织者为标准,将中国的环境运动划分为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运动、无明确组织的环境群体抗争运动与NGO组织的环境运动三种形式。在山上自下的环境治理运动中,大众媒介最主要的角色是充当了国家管理的一个主体或说是国家管理的工具。它在“绿色大跃进”中承载着进行环境警示教育,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协助国家从一元化社会中的单纯政治运动朝着多元的环境管理转变的任务。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大众媒介与各种行政力量一道,开展“中华环保世纪行”,配合做好国家的议程设置,利用“舆论监督”的方式确保中央政策的落实。在“环评风暴”之中,中央政府通过媒体围观、塑造环保行政部门权威等方式,在未直接出面的情况下调整国家各部门的权力关系,巧妙地帮助环保部门“柔性扩权”,以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民间的环境抗争中,媒体主要承担着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的一个角色,由于制度内的协商和表达渠道还未完善,媒体搭建了一个政府与公众协商讨论的平台。它既担负起为社会发布环境风险的预警者角色,又尽可能地保证多元利益主体意见的碰撞和平衡。媒介的透明讨论能够保持着社会稳定,又为培育公民的协商参与素质、推进了国家的制度建设的向前迈进。在当前环保民间力量相对弱小的环境中,大众媒介与环保NGO共同分享各种社会资源,共同谋求自己的利益和发展。大众媒介能够为环保NGO争取到各种能见度,构建它们的合法性,吸收外部资源,提供精神动力,为环保民间组织以及它们所主导的环境运动扩展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这三种形式的环境运动中,大众媒介所扮演的角色虽然不同,但环境运动与大众媒介都共同承担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边缘突破”的任务,通过两者的实践去突破旧有的框架,推动制度完善和创新,为政治改革寻求契机。为了保证环保运动与大众媒介更有效的发展,我们需要减少运动式宣传,提高公民参与意愿,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增加公众有序参与的制度管道,媒介与NGO需在各自独立的状态中相互监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