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书籍刻印业的兴盛时期，书籍的编纂、刻版、印制和流通，都呈现出超前的繁荣景象，这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进步等诸多因素发展和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宋代以前社会经济文化长久积淀的反映，更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智慧的体现。宋代书籍刻印业的发展，保存了大量接近原本面貌、文字内容真实准确的刻本，为后世文化的传承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书籍刻印业的发展，对提升宋代社会文化层次和整体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政权稳定、经济发展、民族融合、对外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宋代成为当时享誉世界、影响力颇强的经济文化时代。　　宋代是书籍刻印业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一时期，无论是书籍刻印业的有关政策、刻印业组织机构、刻印技艺，以及刻印书籍的数量、质量与规模，还是书籍刻印业的管理、刻本流通、刻印业影响力，相较于前代都有所继承、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所以，宋代书籍刻印业在传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发扬光大，在书籍刻印的政策、制度和规范等方面更趋于丰富和完善，为后世书籍刻版印行活动创造了丰富经验，对书籍刻印业的建构意识提供了理论方法，开创了书籍刻印业的基本体制、模式，对元明清时期的书籍刻印业起到了先导和楷模的作用。　　宋代以前，文献资源已比较丰富，同时也形成其书籍规制的特点，但起源于隋代，行于唐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到了宋代才达到一个比较纯熟的印制水准，使得书籍刻印得以普及和兴盛。在这一时期，刻印书籍的规模、质量和效益，都有了长足进步。　　宋代书籍刻印业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出现了众多的刻书机构、刻书组织和个人，官刻、坊刻、私刻同时并行，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刻书网络，这个网络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刻书系统，即官府刻书系统、书坊刻书系统和私人刻书系统。三大刻书系统互为补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刻印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使整个社会的书籍刻印业呈现出昌盛的景象。从地域而言，逐渐形成了闽、吴、蜀三大刻印中心，而且各有其风格特点。　　宋代刻印书籍的种类也进一步拓展，从过去的以刻印佛经为主，逐渐扩大到以刻印经、史、子、集等书为主。除大量儒家经籍外，遍及史书、子书、医术、算书、类书，以及唐宋名家的诗文集、文选等。官刻书籍以儒家经典为主，还有卷册繁多、工程浩大的释藏、道藏等。书坊刻书以贩卖获利为主，品种类目比较齐全。私家刻书，以藏书传承为主，翻刻经文、文集居多。尽管各有侧重，但内容上基本涵盖经史子集等各类典籍。　　无论官刻、坊刻还是私刻，都十分注重刻印质量。在刻印过程中，注重优选底本，精于校勘。字体上，先以唐楷，南宋时发展为以“宋体字”写版。多数请良工镌刻，选上等纸墨，精于印制，装帧典雅。这使得宋版书籍的刻印水平达到了较高程度，也奠定了宋版书在书籍史上炫彩夺目的地位。　　宋代刻印书籍的大量流行，加之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交通运输行业的进步，以及广大民众的书籍需求，使得书籍的流通呈现出多方位、多渠道的方式，如赐书、售卖、诏求、借阅、供给等，这些都促进了书籍扩散的程度，以及知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反过来，刻印书籍的流通，也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需求的发展，同时刺激书籍刻印技艺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出于政治、文化或技术方面的一些原因，朝廷对书籍刻印业的管理也更加严格，如三令五申禁止擅镌，对可能危及统治秩序、社会安全、军政机要、法律尊严、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则一律禁止刻印。与此同时，书籍的翻刻盗印现象也日渐突出，并引发一些社会问题，人们便开始关注版权问题，有了版权意识，希冀通过“申禁”等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　　纵观两宋时期的书籍刻印业，在政治相对宽松、经济环境优越的大背景之下，其组织机构进一步完善，刻印技艺精湛，涉及地域广阔，印制数量可观，品种众多，流通广大，有关制度、规范也比较明确。其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力和效益，奠定了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并对元明清各代，以及日本、高丽等周边国家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时至今日，宋版书仍是倍受海内外收藏家、文史学家青睐的珍品，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