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可能具有反竞争效果的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并不必然会被反垄断执法机构所否决,集中产生的效率便是一项有力的抗辩。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集中的效率所得能抵消或超过竞争损害,仍可能获得批准。然而,相比于传统行业,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适用效率抗辩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是如何认定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语境下的效率以及经营者需要进行怎样的证明,这是理论与实践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分四章对前述问题进行探讨:第一章梳理了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效率抗辩的理论基础。首先,法学基础方面:互联网平台“大”与“好”的关系并非一目了然,竞争影响分析需要同时权衡集中的正负效果,这是合理原则的重要体现;效率抗辩赋予了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尽可能不受反垄断行政干预的空间,这是谦抑理念在经济法领域的延展;效率抗辩是经营者争取利益的途径之一,但其受制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审查,这背后正是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竞争秩序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效率抗辩并非可以漫无天际,效率必须是正当的效率且集中应是实现效率的必要条件,这是对比例原则的借鉴。其次,经济学基础方面:在以创新为王的互联网行业中,平台经营者集中尤为关注动态效率。而在效率的分配问题上,通过福利标准的比较,可以发现消费者福利标准在互联网时代有更广的适用空间。第二章提出了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效率抗辩的适用困境。首先,经营者集中效率抗辩法律规范本身具有模糊性,包括:效率内涵不明,且其与“技术进步”、“行业发展”、“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等的关系亦不明了;效率抗辩定位不清,尤其是其与经营者集中审查豁免制度的关系亟待厘清。其次,相比于传统行业,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动态效率的评估与识别并不容易,其还受到双边市场特性的复杂影响,而且实践中平台数据集中的效率也易被忽视,凡此种种给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效率抗辩的适用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第三章分析了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效率抗辩的实体标准。首先,需要厘清经营者集中效率的概念与抗辩的定位。经营者赖以抗辩的“效率”本质上指的是经营者自身的效率,是微观层面的利益,只是其无形中促进了更宏观利益的实现。我国经营者集中控制的效率抗辩制度采用的是混合模式,经营者既可以在申报时提出效率主张供执法机构评估参考,也可以在执法机构得出反竞争结论后继续援引以作抗辩。其次,需要对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语境下的效率作出认定。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的静态效率主要体现为集中后的成本节约,而动态效率主要是指集中后所能实现的创新程度,对于动态效率的评估仍要重视是否存在量化的可能性,平台需要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反垄断执法机构需要对平台声称的动态效率进行细致的审查,重点关注创新可能的实现程度与时间。最后,在赋予经营者效率抗辩空间的同时,也有必要设置严格的构成要件,以防经营者为了追求顺利通过审查而随意夸大集中可能带来的效率。具体包括:效率足以抵消反竞争效果;效率为集中所特有,可证实且具有一定的及时性,能传递给消费者;而导致接近垄断的集中不适用效率抗辩,这是维护竞争秩序的底线要求。第四章探讨了互联网平台经营者集中效率抗辩的配套程序。首先,拟集中的经营者可以在商谈、申报、审查甚至救济阶段提出或者重申自己的效率主张,这可以不断提醒反垄断执法机构,从而尽可能减少执法误差。其次,将证明责任施加给申请获得批准许可的经营者,同时要求其将声称的效率证明到高度盖然性等程度,这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保障反垄断执法机构审查效率的重要体现。再次,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审查过程中,尽可能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同时保证程序的公开性,这是执法公开公正的必然要求。最后,若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禁止集中,仍有必要进行跟踪评估,验证集中的实际影响,这既有助于尽快修正有偏差的决定,也为后续执法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