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过多个角色：革命者、报人、政论家、高官、律师、社会名流等，一生曲折坎坷而又影响巨大。更为难得的是，他在法政领域有着独到的建树，他实际上是一位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法政思想家。本文在回顾章士钊法政思想背景和理论来源的基础上，对他在国家、人权、宪法和宪政、行政裁判等方面的思想主张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下面，将有关内容摘要如下：　　 在国家论中，章士钊首先运用西方的学说理论，论证了国家的定义及其责任。但上世纪初的国家内忧外患，无法承担其应尽的责任，他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有创意的设想：解散国家、民族建国。事实证明这只能是一种空想。他不得不回到现实的国家中来，寻求改造的办法。在国家国体与政体问题上，他从超脱于各党派的政治立场出发，主张民主共和，反对任何变相的专制、独裁。在国家结构问题上，他提出了立法上集权、行政上分权的主张。对于叫嚣一时的“联邦论”，他从学理上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在立国原则上，民初复杂的政治环境，加之游欧的经历，让章士钊深刻认识到宽容与妥协对于民主宪政的重要性。“二次革命”后，在总结民初中国政局，探索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时，提出了名震一时的调和立国论，主张以“有容尚异”的宽容之德易“好同恶异”的偏狭之性，并为政治之调和进行了艰苦的尝试。但当在冷酷的政治现实上碰壁以后，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在思想文化领域寻找救国的办法，从调和立国论到转到了新旧调和论。　　 在人权论中，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一样，章士钊也将人权思想的主要着眼点放在了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他提出国民要有对个人权利的“自觉心”，同时要警惕和反对那种要求个人牺牲所应享有的自由权利以救国、强国的“伪国家主义”、“伪爱国心”。在对个人自由权利来源问题的认识上，“二次革命”前，在共和政体业已确立的情况下，他提倡国权说，认为民权来源于国权，主张牺牲民权，以巩固国权；“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进一步加强了专制独裁统治，借“国权”以摧残“民权”之时，章士钊又一次拿起卢梭天赋人权论这一思想的武器，来捍卫人的自由权利。在对人权的维护保障方面，章士钊最初号召国人通过革命手段，“铲除奴隶根性”，做个自由人。之后，他又运用密尔的理论，深刻分析了言论自由的可贵，对统治者各种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并对言论家提出了要求。他还主张引进英国的出廷状制度，保障国民的人身自由，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同时，他对个人的财产权利也有一定关注。　　 在宪法和宪政论中，章士钊首先认识到，要实现宪政，必须要有一个符合宪政精神和法治价值的宪法。他基于对宪法的重要性、宪法的性质，以及宪法在整个国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主张在宪法起草上，由专门机关和专家制宪。同时，他还将其“调和”思想运用到立宪问题上，主张宪法贵保有弹性。为实现心中向往的宪政，他对在中国实行宪政的必要性、宪政的形式及其制度设计，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然而西方宪政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当它被移植到民初政坛后，究竟适合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究竟应采取何种宪政形式?政界、学界莫衷一是。章士钊结合民初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对宪政之必要和可能进行了全面阐释，对我国的宪政制度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安排。然而民初民主政治失败的结局，让章士钊颇感失望。本着对西方经验与本土现状的双重关注，他在报刊上发表系列文章，提出“代议非易”论，并在其“农国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联业自治”这一改造代议制的方案。　　 在行政裁判论中，章士钊主张效法英国的“一院制”行政裁判模式，由普通法院审理行政诉讼。但自清末司法改革之后至民初的中国，在行政裁判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争议。章士钊运用丰富的法理知识，坚决反对在中国设立平政院这一独立的行政审判机构，并且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的关系着手，深入论述了行政法成立的特权原则、采用行政法的危害，他从保护民权的立场出发，反对行政法。实际上，行政裁判临近于行政与司法两种权力的边界，民国在行政裁判问题上的争议，实质是行政裁判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之争，因而不同的学术派别和政治立场有不同的立场和取舍。无疑，章士钊在这一争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文章最后部分，作者对章士钊的法政思想作了客观中肯的分析和评价，既分析了该思想的显著特征，肯定了其历史地位和影响，同时还揭示了该思想内在的矛盾和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章士钊及其法政思想在历史坐标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