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范围愈加广泛,传统的行政方式已不能有效促进社会发展,行政契约随即应运而生。行政契约是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方式,是游离于公法行为与民事契约之间的一种特殊形态。在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产生标志着行政契约代替行政命令的开始。但我国行政契约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基本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也没有统一的立法,仅有一些条文散见于各单行法。本文试图从法理角度入手来探讨行政契约的基本问题,希望能对行政契约的实践和立法工作有所指导。 契约缘起于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古希腊,到了古罗马时期被录入了法律条文之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民事领域的契约所蕴涵的自由、公平、诚信等精神也成熟起来,逐步跨越了私法的边界而渗透到了公法领域。作为公法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法也深深浸润着契约精神,其典型代表就是行政契约。行政契约是行政主体之间或行政主体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为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目标而缔结的直接执行公务的协议。它体现了行政法对民主精神的升华、公平理念的追求和诚信原则的承袭。虽然行政契约发端于民事领域,但它又与民事契约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允许行政主体一方享有一些特权。这种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的交织与融合,也正是行政契约的魅力所在。笔者借鉴了国外关于行政契约特权的研究成果,对我国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享有的特权进行了简单归纳,包括单方选择权、监督权、单方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