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当下，中国企业具备能力通过整合世界范围内的优质资源和消费市场，促进自身发展。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划出了方向。在投资之前，分析东道国禀赋，因地制宜地制定投资策略是非常关键的，本文借助邓宁折衷理论关于东道国禀赋对直接投资影响的分析思路，实证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禀赋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4-2014年的5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为两步:首先，采用两阶段对数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基础设施评估体系，计算51个东道国11年的基础设施得分;之后，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模型GMM实证研究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实证中添加了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资金充裕度、同中国贸易密切度、政府效率、地理距离、是否与中国签订FTA和BIT等控制变量。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东道国基础设施总体上可以吸引中国直接投资，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直接投资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能源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将东道国按地域分组后进行实证依旧得出相同的结论。本文从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行业分布入手分析其原因，认为中国投资于“一带一路”国家的行业以制造业和配套制造业的服务业为主，东道国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提升上述行业的规模经济，促进对外贸易水平，故而对中国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吸引作用。东道国能源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吸引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进入也是必需的，但可能存在一个“饱和值”，低于该值时，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吸引成正向相关，高于该值时，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带来的边际收益急剧下降，以至于相关程度不断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