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以“白话”为语言、以相对“自由”的诗形为体式的现代诗歌文类——“新诗”(其初期形态为“白话诗”),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其内在状态和过程在学界至今未得到充分的言说: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似乎随着伟大的“1919”,“新诗”就跟着焕然一新;作为近代文学的末尾,“新派诗”的出现、“诗界革命”的发生,表明古典诗歌确实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但究竟“改良”了什么、这种“改良”与“新诗的发生”有什么关系?往往语焉不详。在晚清至“五四”这一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诗歌在语言和体式到底经历了怎样一个“过渡”的历史?决定诗歌变化的外在原因和内在机制是什么? 本文倾向于把“诗歌”看成一种“言说方式”(“说话方式”),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它并不直接满足人的意义诉求,更不直接等同于现实,而是在具体的“语言”形态和特定的“形式”机制中间接呈现“经验”的现实。也可以说,本文试图从一种诗歌“本体”话语出发,来谈论一种现代诗歌文类的“发生”。之所以用“现代汉语诗歌"概念(简称“现代汉诗”)代替传统的“新诗”,乃是传统意义上从“五四”以来的“新诗”,并不能反映20世纪中国诗歌的特质。“现代汉诗”概念是在强调现代诗歌与古典诗歌的连续性、“汉语”的特性及“诗”的本体特征,以其包含的“现代经验”、“现代汉语”和“诗的形式追求”等必要因素与晚清至“五四”一些诗歌现象和理论问题“对话”。 “现代汉诗”首先是一种新的汉语言说方式。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的剧烈变化,人的个体经验也在发生变化。现代性的情感经验与古代汉语的言说体制、古典诗歌的言说方式形成了内在的矛盾。现代汉诗的发生首先源自于现代性历史境遇与汉语言说方式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使晚清至“五四”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言文一致”的语言目标,这一目标历经周折最终被胡适定义为“国语”。“国语”的“建设”不是依靠既定标准的制定,而是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生成”。以白话作诗是这一“新”文学实践的必要开端:因为诗歌是传统文学最坚固的“壁垒”,攻克了诗歌的语言和形式也就意味着汉语言说方式的彻底改变。这样,现代汉诗的发生首先就牵涉到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宏伟目标、与汉语、与“诗”的观念、与西方语言特征(“文法”)的复杂关系。 但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说,它的“发生”又是在个体经验、诗歌语言和特定的艺术形式之间展开的。这样,当我们辨析从晚清至“五四”以来的诗歌文本,就会发现古典诗与现代诗在经验、语言和形式之间冲突与互动的丰富形态。对这一形态的辨析,会发现“现代汉诗”的“发生”的内在机制和隐藏的问题。 本文倾向于诗歌本体内部的语言、形式与现代性语境中的个体经验的纠结、互动对诗歌发生的影响;在论述方式上,注重的诗歌文本和语言、形式理论的分析。在晚清至“五四”这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的语境下,本文试图通过对知识分子对新的汉语言说方式的追求和具体诗歌创作情况来考察“现代汉诗”的“发生”的语言脉络和形式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