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在另一文化地带进行传播时都会与当地文化产生冲突和交融。在蒙古历史发展过程中,藏族和汉族文化对蒙古族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由于外在的政治原因,作为接受者的蒙古族面对强有力的外来文化除了抗拒以外更多的是接受。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他们没有采用硬搬生套的机械式的“拿来”方式,而是有机的将本民族原有的文化与外来的文化因素相融合而形成了一种多元而复杂的文化艺术种类。笔者在本文所论述的对象--胡仁乌力格尔便是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融而形成的文学艺术种类。满清时期关内多年战乱,再加上自然灾害,河北、山东一代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得到一线生机,关内汉人连年出关,迁移到长城以外的蒙古族地区。汉人最初迁移的地段是长城外的卓索图盟,当时的卓索图盟蒙古人都过着逐水草而牧的游牧生活。“闯关东”而来的汉人到卓索图盟开始耕地而生。长时间的蒙汉杂居生活形成了该地区半农半牧生产方式。汉人迁入蒙地,不仅向蒙古族地区带来农耕技术和手工业技术,还向蒙古族地区带来了他们的曲艺文化种类--评书、大鼓书、快板书、戏曲等等。在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融的背景下该地区形成了早期的说书艺术(广义的胡仁乌力格尔),随着外在的调适和内在本身的发展胡仁乌力格尔(狭义的胡仁乌力格尔)逐渐成为蒙古族东北地区主要流行的一种说唱艺术。胡仁乌力格尔也称为说书,表演艺人称为胡尔奇。其表演形式为说唱艺人(胡尔奇)手持胡琴以边唱边奏的形式进行表演。主要流传在内蒙古科尔沁左右翼各旗、蒙古贞、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鲁特、巴林、克什克腾、乌珠穆沁二旗及蒙古国东方省、达力岗嘎旗、中央省、大库伦等地区。胡仁乌力格尔所说唱的内容多为短、中、长篇历史故事,题材既有蒙古族本民族的故事,也有汉族历史、小说故事。而蒙汉故事数量上,汉族历史、小说故事内容占很大的比例,这不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对比,更多体现的是胡仁乌力格尔所生成的内在因素,解释了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不仅扎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更多是吸收了汉族文学艺术众多因素而形成的特点。现在,胡仁乌力格尔不仅是东部蒙古族中广为流传的说唱艺术,也对东部蒙古族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胡仁乌力格尔这里的牧民不仅了解的是故事情节内容,更多的是汉族的历史、文化、宗教等等方面。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蒙古国学者呈·达姆丁苏伦,宾·仁庆等人开启了先河,到现在已有八十年的研究史。特别是近些年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工作如同雨后春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结以往的研究,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文学和艺术两个领域,并把研究重点放置在“当下或现象”的研究上,而很少探究胡仁乌力格尔的生产问题。其中也有极少数学者在谈到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原因时提到它的形成源于蒙古族英雄史诗,二者有启——承关系,而忽略了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曲艺艺术之间的亲缘关系上。但笔者认为胡仁乌力格尔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汉族章回小说和说唱文学有很多相同或相通的地方。胡仁乌力格尔在形成之前,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已有受到汉族口传文学影响的痕迹,并且通过长时间的发展逐渐形成现在意义上的胡仁乌力格尔。出于研究这点,笔者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法、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变迁论、目录学等学科的方法,从多角度、多层面论证了胡仁乌力格尔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受到汉族文学作品影响等。论文的框架结构和大体思路,首先笔者从胡仁乌力格尔所生成的“宏观的文化语境”的为基点,对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的文学艺术比较为例证,并在此基础上对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文学艺术中微观的套语的比较研究等三个方面论述,采用层层递进、由宏观到微观的比较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来解释了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特点。本文章由上例三章正文外由绪论、结语、附录等四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由研究的缘由、研究的动态、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的方法、资料的来源、研究的价值、研究的创新点及论文的框架结构等八个部分组成。在对这些内容进行论述前,首先介绍了与胡仁乌力格尔生成相关的名词术语,笔者认为概念定义的界定是学术论文展开研究的前提,因此首先介绍了胡仁乌力格尔的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并交代了本文是以广义的概念为坐标张开了整篇文章的前提条件。研究的缘由方面笔者对胡仁乌力格尔这个艺术形式所生成的历史社会等内外原因进行概述性的探讨,再此基础上对这门艺术种类所生成的研究的状态进行了一个宏观比较后得出从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文学艺术二者的比较研究的想法。在研究动态方面,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成果可谓是硕果累累,光博士论文就有8篇、硕士研究论文有10篇,有关探讨胡仁乌力格尔的著作近30余部,公开发表的论文近200多篇。在这些论著中也有不少关于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问题的探讨,但多数研究是通过胡仁乌力格尔与蒙古族传统说唱艺术英雄史诗二者的比较研究,而断定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是源于蒙古族英雄史诗,很少学者探讨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文学艺术之间的亲缘关系。基于以上研究者的成果,本人从另一个较新的角度,通过胡仁乌力格尔和汉族文学二者的对比研究探讨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问题,这也是撰写本文的目的和较新颖的地方。第一章：主要从历史、地理、政治等大的文化语境解读了胡仁乌力格尔生产原因。该章节由胡仁乌力格尔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汉族章回小说的翻译与胡仁乌力格尔的形成、小结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节中的第一论题为清朝时期在移民政策的实施下山东、河北一带的中原汉族民众闯关东来到了卓索图盟；第二论题为这些移民来到蒙地长期定居于此,从而形成了该地区的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一些生产、生活等“物质文化”而且也带来了中原的历史、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融于碰撞的“语境”下产生了广义上的胡仁乌力格尔；第三个论题为,清朝光绪年间卓索图盟发生金丹道起义对胡仁乌力格尔的流传范围的扩大有间接性影响；第四个论点为随着长时间的接触和融合,蒙古族人民逐渐能接受汉族文学艺术,原因在于汉族故事中的英雄形象与蒙古族传统史诗艺术中的英雄形象有着很多相同的地方,从而逐渐接受汉族的文学作品。第二节中,笔者探讨了汉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丰富胡仁乌力格尔内容、题材,即生成和发展中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总结该章,主要论述和解释了外在的社会原因和自身内在的发展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二章：笔者在前一章的基础上从具象的角度对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说唱艺术和戏曲等众多艺术中间的比较来论证了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特点。该章节由汉族曲艺艺术评书与胡仁乌力格尔关系论、汉族曲艺艺术大鼓书与胡仁乌力格尔关系论、汉族戏曲艺术与胡仁乌力格尔关系论、明末清初时期的“倒剌戏”与胡仁乌力格尔关系论、小节等五个部分组成。在本章节中,笔者从关系论的角度通过上例曲艺艺术与胡仁乌力格尔之间的比较,了解到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艺术种类之间的相似性,从此论证了胡仁乌力格尔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受到汉族文化艺术影响的特点。第三章：笔者以胡仁乌力格尔中的聚象因素—一套语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比较了胡仁乌力格尔中的套语与汉族曲艺艺术大鼓书、评书中所运用的套语的相似性。该部分由纲鉴套语的形成研究、“奇门遁甲”与胡仁乌力格尔“军队阵容”套语、其它套语的形成研究、明贤集、谚语与胡仁乌力格尔中的套语、小结等五个部分组成。第一节中主要探讨了汉族纲鉴套语对胡仁乌力格尔“纲鉴”套语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第二节探讨了汉族军用秘诀“奇门遁甲”中的军队摆兵布阵与胡仁乌力格尔中摆兵布阵的相似性；第三节中通过比较汉族曲艺艺术中的山水赞、皇帝上朝、战马配鞍、赞英雄形象赋赞与胡仁乌力格尔套语得出二者的相似性。最后第四节中对胡仁乌力格尔某些套语与汉族的明贤集、谚语进行对比,得出在胡仁乌力格尔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汉族文学因素。贯穿正篇文章的研究方法为比较学。通过胡仁乌力格尔与汉族章回小说和历史故事中的比较研究,笔者最后总结以下四点：首先,广义的胡仁乌力格尔形成于上世纪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卓索图盟地区。此时的胡仁乌力格尔的生产特点是,从中原移民到蒙地的汉族与蒙古人民长时间的交流变为蒙古化了的汉人,而这些蒙古化的汉人以口传的形式带来了很多中原文化因素,这对胡仁乌力格尔初期的生成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之后,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时,随着大量汉人的移民到卓索图盟地区、及长时间的交融,呈现出反哺蒙古族传统文化,从而更加促进了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发展速度。其过程可以从下列图有个简单认识：时间概述：17世纪末18世纪初→18世纪末、19世纪初概念定义：雅布甘乌力格尔(广义的概念)→胡仁乌力格尔(狭义的概念)表演形式：讲述→演唱文化因子：蒙古族原文化+汉族文化因素→蒙古族原文化+汉族文化因素传播方式：口传形式为主要方式→口传与文本传播本并重行为特征：移民吸收蒙古族文化→移民反哺蒙古文化但是,任何文化现象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上例图为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过程的理解有辅助作用,而不能全全代表整个生成过程。其次,在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过程中不能忽略早期的口头传播形式。在本子乌力格尔之前,汉族文学艺术更多是以口传形式传播到蒙古族地区的。也就是说,在胡仁乌力格尔的生成过程两种文化是通过口传形式到文本的传播方式来逐步的积淀后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说书艺术的。再次,胡仁乌力格尔是演唱、叙述、演奏等表演形式与文学艺术相结合的复杂体。它的内容多数源于汉族历史故事和文学艺术,在表演层面上的音乐曲调也吸收了汉族戏曲、说唱等艺术因素。最后,胡仁乌力格尔的表演者--胡尔奇在数小时的演唱叙述中基本是以“脱稿”形成进行表演的,原因在于他们掌握了故事情节内容外也积累了丰富的套语。通过对胡仁乌力格尔中的套语与汉族文学艺术中的套语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具有有很多相似性,从而能够看出胡尔奇在学说和演说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吸收了汉族文学艺术的套语及众多文化因素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