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过男性,同时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在不断增加,且生育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然而劳动力市场中依然存在明显的职业性别隔离。理解职业性别隔离的变迁模式和影响因素能够帮助我们解释性别不平等的成因,对改善社会现实有所启发。以往研究集中在讨论国家层面的宏观变化,且使用单一的指数来描述隔离程度,易忽略不同职业、群体和地区间的异质性,更缺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在前人基础上,本研究使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3轮人口普查数据做了进一步研究。首先,本研究比较了不同隔离指数的差异(基于对数比（log ratio）构建的A指数与经典的D、D指数),并试图描绘出职业性别隔离变迁的“侧画像”。研究结果与前人有一致之处,但也存在差别:1990年到2010年职业性别隔离总体下降,但变化是“非对称”的,许多男性代表性更高的职业走向“中性化”,原先女性代表性更高的职业却依然由女性主导;年轻期群、教育程度更高的群体的职业隔离程度更低;按地级市把普查微观数据汇总为空间型数据后,发现职业性别隔离存在地区之间的差异,但只有D指数表明东部地区的职业性别隔离最高。其次,鉴于职业性别隔离存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本研究分析了宏观因素对地区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本研究先是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再用社会抚养费作为生育率的工具变量建立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得出以下结论:1)随着地区的经济发展（用人均GDP表示）、服务业就业比重变大,职业性别隔离程度趋向加剧,这显示出现代化过程中性别平等和经济发展的非同步性;2)不过,技能型行业就业比重越大,地区的职业性别隔离越低,这反映出现代科层理性和技术理性可以消解职业不平等;3)女性平均教育年限的提高能够降低职业性别隔离,这印证了生命周期理论中人力资本的解释;4)生育率的上升会加剧地区的职业性别隔离,意味着生育率上升使当地的女性就业者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或选择工作时间更为灵活的职业。本文还比较了2000年和2010年的宏观因素影响程度的变化,发现2010年时女性平均教育年限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削弱作用发生了下降,这说明教育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正在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