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税收在一个国家起着重要作用,税负的重与轻,税种设置的合理与否关系到政府财政收入甚至国家政局的稳定。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分属于征纳关系的对立面,如何让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如何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来源的稳定是永恒的难题。当前,纳税人纳税不遵从现象屡禁不止,部分纳税人利用各种手段偷逃税、骗取国家税收,有关税收的违法案件众多,违法金额较大,导致国家税款流失严重。《中国税务稽查年鉴》统计数据显示,所有税种中企业所得税偷逃税额最多,私营企业等非国有制企业偷逃税额要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每户次因偷逃税而被查补的总金额呈逐年增加态势,这说明我国纳税遵从情况较不乐观,我国企业所得税和非国有制企业是纳税不遵从的“重灾区”。最早对纳税遵从的研究多基于A-S模型,但A-S模型高估了纳税人不遵从程度,理论模型推导的结果与经验观察数据之间的偏离说明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动机不仅受正式制度（法律法规）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来学者提出税收道德这一概念,它被定义为一种使得纳税人自愿履行纳税义务的内在动机,从广义角度来看,税收道德也指影响纳税遵从的非货币因素的动机以及超出标准的预期效用模型所能解释的因素的总称,税收道德是通过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心理契约对纳税人的纳税遵从产生作用。因此,本文的研究除了可以为A-S模型所带来的“税收遵从之谜”的难题找到破解方向,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一定程度上真正地提高企业诚信缴税的意愿,减少纳税不遵从行为发生的次数,从而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不被侵蚀;另一方面通过纳税人税收道德水平的提高来促进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双方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减少税务机关相应的征税和稽查成本,有利于创造更加稳定、和谐、健康的营商环境,从而持续推进经济蓬勃增长。本文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中国税务稽查年鉴》历年的数据,以图的形式展现了中国税收道德水平和纳税遵从水平的历年变动情况,变动走向图显示二者的变动趋势大致相符。为了检验我国的税收道德和纳税遵从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文将企业层面的纳税遵从数据与税收道德层面的数据相匹配,获取国泰君安数据库中我国上市企业2018年的财务数据和世界价值观第七轮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采用通行的指标衡量企业纳税遵从水平和税收道德水平。本文首先对样本进行基准回归,再以地区法治水平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回归,最后研究企业异质性,分别对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以及区分地理区域后的样本进行回归。本文研究得出结论有:（1）提升我国企业的税收道德水平是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通过加强税收知识宣传教育、提高政府廉洁度和公开税款使用用途等措施提高政府公信力,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加深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心理契约关系,从而提升我国企业的纳税遵从度。（2）法治水平在税收道德影响企业纳税遵从的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法治水平越强的省份,税收道德对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程度越弱。加强税收法治建设、提高地区的法治水平可以防止个别地区因税收道德水平较低而导致企业纳税不遵从现象的发生。（3）过于强调威慑因素会挤出税收道德,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可以部分抵消威慑因素对税收道德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对非国有制企业而言。（4）东部和中部地区因经济更发达而拥有更完善的制度,完善的制度能通过多个途径的作用来提高企业的税收道德水平,进而显著提高企业的纳税遵从度,而东北和西部地区经济较为落后,这两地区企业的税收道德与企业纳税遵从的相关性并不显著。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已有税收道德和纳税遵从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自然人的研究,本文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税收道德对纳税遵从度的影响,拓展和完善了相关的研究;另一方面本文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第七轮数据来衡量我国税收道德水平,更加符合当今中国税收道德的现状。最后,虽然本文选取通行指标来衡量税收道德和纳税遵从,但是税收道德和纳税遵从作为纳税人心理层面的因素仍然难以被完全真实准确的反映,这是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