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工业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性产业，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科技的最高水平。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各国对核心军事技术的严格控制，使得在国防工业内部进行的科技创新具有鲜明的自主性。在强调自主创新的今天，这种具有自主创新传统和经验的国防工业更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建国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国防工业也初具规模，形成了核能、航空、航天、兵器、船舶、电子六大类十大国有军工企业集团，它们是我国国防工业体系的主力军，为提高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水平、增强国防实力、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发展，以及应对新的国际战略环境变化的挑战，我国的国防工业无论从军品生产能力还是企业运行机制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都暴露出一些问题。在军品生产方面，基础能力薄弱、技术储备不足，难以满足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的需要；在企业运行方面，企业缺乏发展的动力，运行效率低、经济效益差。为了提升我国的国防实力，应对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加快国防及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必须对我国现有国防科技工业体制与运行机制进行改革。　　 2007年，国家指明了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方向“坚持军民融合式发展，建设任务能力结合型军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指出：“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提高武器装备研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质量效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2011年，在国民经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家首次将军民融合作为一章单独提出，标志着国家正式把军民融合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彰显了军民融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国防工业军民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的过程中，政府是主要的制度供给者，而军工企业和民用经济主体则是主要的制度需求者。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共同影响着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的方向。目前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的制度供给是否能够满足制度需求？如果不能满足，造成这种制度非均衡的原因是什么？制度非均衡意味着需要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是制度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那么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过程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博弈是如何影响制度变迁的进程的？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绩效如何？如何加快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进程，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的制度创新？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本文去探索和解决。　　 本文的主要内容有：　　 第二章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构建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决定制度均衡状态；制度非均衡要求制度变迁；相关制度主体的演化博弈决定着制度变迁的过程和路径；制度变迁的结果必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本文的四、五、六章的内容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展开的。　　 第三章是对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历程的梳理。对从军民融合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到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实践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变迁的本质在于用新的制度体系代替旧的制度体系，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国国防工业制度变迁的目的同样是提高国防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防工业整体运营效率。通过四次重大的制度变迁，我国的国防工业在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开辟了一批军民两用技术发展应用的重点领域，积累了一大批有发展潜力和产业化前景的军民两用技术成果，而且创建了一批以军工技术为背景的高科技园区，有力地推动了技术进步、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但是，在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制度性障碍和制度壁垒，严重影响着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进程。这就需要我们深刻把握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规律，深入分析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包括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特征及其影响，以及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微观博弈机制)、找出推进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重点和难点、探索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模式，深化军民融合制度创新，为国防工业军民融合进一步的制度变迁提供理论依据、经验借鉴和决策参考。　　 第四章是对中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供求分析，也叫均衡分析。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详细分析了军民两用技术、军民品市场规模、国防采办价格的变化以及放松管制对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需求的影响。分析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供给的相关内容，认为国家的安全形势、军事战略方针以及国家经济体制是影响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供给的重要因素。此外，还分析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供给的收益和成本。重点分析了目前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非均衡的现状。具体表现为：民用经济进入国防工业壁垒众多，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激励不足，民品市场竞争力不强，对地区经济贡献较少，关联度不高，军品市场垄断程度过高，国防工业投资主体单一，军民融合制度体系仍然不完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这种非均衡的原因，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之间的非均衡和技术性生产边界与结构性生产边界之间的非均衡是造成目前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非均衡的重要原因。中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在总体上仍然以供给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以需求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尚未形成(或者最多处于由供给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需求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化的过程中)。同时，由于政府制度供给的强制性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需求处于被压制的状态，造成目前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有效制度供给明显不足，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需求则由于对现有制度非均衡的“均衡认同”对原有的国防工业制度在总体上起到了巩固作用，即所谓的路径依赖。而国防工业市场机制不健全、国防政策的变动以及X非效率的存在则会造成结构性生产边界的不断左移，拉大结构性生产边界和技术性生产边界的距离，进而造成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的非均衡。　　 第五章，中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动态博弈机制。本章是对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博弈分析。通过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过程中各制度主体的行为，探讨了参与主体间的博弈均衡对制度变迁轨迹和路径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式发展只能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第二，政府为主导的改革可以显著地降低改革的成本，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第三，在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必须建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机制。通过建立双层次互动进化博弈模型，详细分析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中的“选择”与“突变”的动态博弈机制。　　 第六章，中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通过考察军工上市公司从一个侧面探讨了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军民融合制度变迁是否真正产生了经济绩效。如果产生了经济绩效，哪些制度因素对经济绩效具有决定作用。实证研究也表明，制度变迁确实对国防工业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各个制度因素对于军工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有的制度因素指标对经济绩效的符号为正而有些为负。非制度因素(这里特指技术因素或者叫做技术变迁)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这表明，虽然技术变迁对军工企业始终存在着正向影响，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中已经不再是主要因素，而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紧迫和重要。故而，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促进技术创新。　　 第七章，国外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经验与启示。本章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式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为推进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八章，推进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本章提出我国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必须走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相结合的道路，同时还要分层次、分阶段、有重点地进行。具体来说首先要完善宏观调控制度，加强顶层设计。其次，要深化国防工业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国防工业军民融合竞争机制，完善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激励机制，建立国防工业军民融合评价机制，健全国防工业军民融合监督监管机制以及构建国防工业军民融合约束机制。最后，还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适当增加和修改部分法律以及废除一些过时的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