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现象之一,同盟理论也是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分支。然而,作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外交历程却由于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少有触及,这不能不说是同盟研究的一大空白和缺憾。本文在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外交的实践基础上,尝试提出一种全新的中国结盟外交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即“背反式同盟”分析模式和“矛盾论”思想。论文在对一般性“同盟”现象及其总体把握的基础上,从定义、基础与前提、运作与解体、价值和效用等方面对“背反式同盟”进行考察,认为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关系强烈地体现了“背反”效应,即促成同盟形成和巩固的动因也成为导致同盟关系恶化的因素和缘由。首先是意识形态。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关系是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信仰为前提的,这种观念和认知的高度一致性本可以使同盟的共同体意识大大增强,但对马列主义的不同诠释又成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冲突的导火索,从观念之争发展到国家间矛盾,促发了同盟的解体。其次是安全因素。捍卫中国的国家安全是中国结盟的重要动因。但随着对中国安全威胁来源的改变,盟友和敌人的角色也在发生转换。原先的盟友变成了敌人,而原来的敌人却变成了联合的对象。最后是国内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要发扬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因此,援外和受援是同盟关系的主要体现和内容。外援虽然能够帮助巩固受援国的国内政权,促进受援国更快发展,但与之相伴而来的外来渗透和影响又使得受援国异常敏感和担心。而对于援助国来说,援外虽然会赢得别国好感,促进同盟关系,但过度援助会加重本国负担,激化党内和国内矛盾。中国的结盟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困扰。从中国的角度分析,造成同盟上述“背反”现象的理论基础就是“矛盾论”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习惯用“矛盾”观点看待和处理包括同盟关系在内的许多重大事物。这种具有辩证法色彩的思想本来可以使中国更加灵活和稳妥地处理同盟关系中的合作与冲突,但50年代后期,随着毛泽东对矛盾“斗争性”一面的片面强调以及上述三种因素的自身矛盾,同盟冲突性的一面被放大和激化,造成中国在同盟关系中往往表现出固执和僵硬的行为,客观上加速了同盟的分化和解体。本文在建构中国“背反式同盟”分析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四组案例透视冷战期间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方式与形态,并由此验证同盟的相关命题和“矛盾论”作为解释中国结盟外交行为的理论工具的有效性。当然,由于同盟涉及到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具体的情况和利益各不相同,所以同盟“背反式”效应体现的程度和结果也不尽一致。但总体来说并不妨碍论文总体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的成立。本文认为,新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历程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冷战特殊的性质制约和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战略选择,也造成了意识形态和安全因素在国家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中国不会再走过去结盟外交的老路。但通过对过去结盟历程的深刻反思,中国可以汲取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把握当前“伙伴关系”外交战略的内涵与实质,更好地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