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资本市场商誉“爆雷”屡见不鲜,每年年末都是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告,预计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导致全年利润亏损的高发时刻,并且多为完成并购重组两至三年的上市公司。这样大规模的商誉减值导致的损失不仅使投资者叫苦连连,也对上市公司自身的持续性经营造成打击,更值得警惕的是,能够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上市公司在市场中也并非无名之辈,所以其负面效果也会辐射整个资本市场。商誉减值不单纯受被并购方的经营情况影响,实际情况中也不乏存在可供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空间。因此,本文通过分析艾格拉斯商誉减值中受盈余管理行为影响部分,探寻运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机理和影响,从而得到结论和启示,选题具有一定实践意义。本文选择的案例公司艾格拉斯通过连续的并购重组由实业公司成功转型为文娱游戏公司,由于被并购方均为“轻资产”,并购溢价严重,2018年公司商誉接近40亿,但是在近几年计提巨额商誉减值,在2022年4月底已经宣告终止上市,其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后果严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首先梳理了商誉减值及盈余管理的相关文献、基础理论以及相互的联系作用,运用案例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对艾格拉斯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得以实施盈余管理的条件和计提商誉减值的后果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艾格拉斯存在忽略商誉减值迹象未及时计提商誉减值,而在亏损年度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现象,同时还可能存在商誉减值信息披露不完整、披露时点讨巧的管理层行为。总结起来,管理层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一是为高管及股东频繁减持套现提供契机;二是释放减值风险,提供扭亏机会。“三高”并购是其盈余管理的前提,会计准则的弹性则提供了可操作空间。即便如此,艾格拉斯计提巨额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负面效果也十分显著,不仅对艾格拉斯的财务绩效造成了短时间内不能缓解的严重打击,还使得公司声誉受损,管理层变动频繁,公司投资价值失真,甚至最后黯然退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三个层面得到启示:监管方在制定商誉后续计量方法时可考虑综合摊销和减值测试,规范相关信息披露机制,加大对三高并购案的管控力度。企业在进行并购时提高警惕,谨防过于自信和乐观,并购完成后需创建全方位的融合协同机制。投资者要避免跟风式的投资,关注商誉风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