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以生活于中缅边境怒江大峡谷中的傈僳族为研究主体,以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傈僳族山村——里吾底村的基督教文化为具体研究对象,展示的是80多年来傈僳族基督教文化的变迁历程。近20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急剧增长受到了广泛关注,有的学者甚至用“井喷”来形容其发展速度之快,对宗教的研究日益成为显学。但以往学者们从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角度研究基督教的多,从民族学角度研究的少,即使有少数人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关注基督教,也是大多停留在现象上,没有深入到文化内部去探究形成现象的原因。在本论文中,笔者聚焦在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的历史事件上,采用横向和纵向相融合的分析策略,力图把基督教文化变迁放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去考察,展示了傈僳族文化、基督教文化、汉文化的动态关系。因此,本文不仅从现象上理解傈僳族基督教文化,而且尽量从深层次找到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对傈僳族文化形成较深入的理解。里吾底村座落于高黎贡山东面的山坡上,怒江日夜奔流在山脚下深谷中,对面的碧罗雪山像是一幅山水长卷展开在山村对面。这是个700多人的傈僳族山村,基督徒在村庄人口比例达80%。1912年,在这个村里殖边队与傈僳族发生激烈冲突,23名殖边队官兵死去,至今还埋在这里。上个世纪20年代,该村即成立“里吾底教会”。1934年,外国传教士也来到在这里,翻译圣经、赞美诗,于此居住达12年之久,其中三个传教士病逝于此。2007年前后,福贡县政府提议要重修殖边队坟墓,里吾底村人坚决反对,因为当年这些人来到里吾底村时,干了许多村里人忍无可忍的事,才把他们杀了。如果给这些人修坟,那么自己的先辈不成了杀害英雄的土匪了?不久,里吾底村提出为传教士整修坟墓的要求,政府最初也坚决反对,理由是中国人的坟墓还没修,怎么能给这些来中国搞文化侵略的外国人修?修坟诉求被驳回后,里吾底村人商量决定由传教士收养过的一个孤儿的儿女们出面来修坟,儿孙为祖辈修坟是天经地义的事,政府没理由来阻拦。就这样里吾底村人把传教士纳入到自己的文化结构中,化公事为私事。半年后,经过几轮对话,就修坟事宜政府与地方村庄达成共识,由“三自”人员代表国家参与到修坟事件中去,把地方性行为转变为政府行为。2008年4月,由“三自”人员主持,里吾底村举办了隆重的坟墓落成仪式。作为一项专题性研究,本文将围绕这两个坟墓的来历及不久前的重修坟墓问题展开叙述,把事件放在“并接”的文化结构中去考察,通过梳理80多年来发生在里吾底村的历史事件去展示傈僳族基督教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理解事件背后傈僳族文化体系如何以自己的文化图式为指导与他文化形成对话。具体而言,本论文将在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第一章交代本论文的社区背景。第二章至第五章,介绍傈僳族原生宗教文化及社会生活、皈信基督教的过程及皈信后传教士推动的傈僳族基督教理性化过程,把傈僳族的皈信放在中国当时的大背景下介绍并重点分析傈僳族皈信基督教的原因。第六章描述了解放后里吾底教会的变迁及在此变迁过程中某些原生宗教文化因素的泛现,如亲族间的竞争、对蓄蛊和通灵的信仰等。此章主要揭示在变迁过程中傈僳族文化“连续性”的一面,说明文化结构具有稳定性的特点。第七章展示里吾底村基督徒的生活现状,突出在变迁过程中傈僳族文化“变化”了的一面,说明其文化结构虽然有稳定的特点,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结构有被修改的余地。第八章通过“修坟”事件看傈僳族地方在自治空间内如何以自己的文化结构与国家展开对话,而国家又以何种形式实现其国家意志。说明两者关系在某些方面虽有紧张性,但最终能以对话进行协商。国家允许少数民族地方在自治范围内实现其地方性价值,而少数民族地方也默认了其“多元一体”格局中作为“一元”的位置,默认了国家在村庄的在场。以此说明国家与地方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不是对抗的关系,在国家统一体制下,地方与国家有对话的空间。本文是一个关于傈僳族乡村的历史民族志,笔者力图对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傈僳族基督教文化做一个全方位的展示,把民族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实现民族学、人类学的真正的“整体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