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玄言诗与南朝宫体诗，因其创作宗旨有背于“言志”的诗歌传统，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均不高，但二者同为门阀贵族文学的产物，都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与鲜明的美学特征。对其审美趣味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破除历史成见，发掘其美学价值，总结创作中的经验教训，以古鉴今。本文除引言、余论外，分为两章： 第一章：心态。创作主体的心态是审美趣味形成的主观因素。东晋与南朝文人在个体感性生命觉醒的基础上，有着各自不同的追求，形成了迥异的人格素养和审美风尚。东晋名士将审美与悟道结合，希求达到“畅神寄兴”的“至情”境界，是对审美的超越；南朝世俗权贵将生存之理审美化，在日常生活中追求“荡心悦目”的感性快适，是对审美的沉湎。 第二章：物态。诗歌风貌是主体心态在文学中的审美化表达，诗歌中所呈现的物态世界，是主体审美趣味的直观表现形式。东晋玄言诗中的自然山水以象征化、简约化的形态彰显自身，并大量运用“仰观俯察”的艺术视角和“即色游玄”的艺术结构，诗风玄淡高远；南朝宫体诗中的物象具有鲜明感官化、唯美化的新变特征，流动多变的艺术视角、“寓目写心”的写作模式，使诗风流丽生动。 余论：审美趣味比玫研究启示。玄言诗与宫体诗同属贵族文化产物，随着门阀贵族的逐渐衰亡，诗歌审美趣味呈现由雅入俗的转向。玄言诗与宫体诗各自在“精神”与“物质”的两极中玩味审美，是其特色，也是其弊端。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应将心灵物态化，将物象心态化，达到心与物的交融，作到亦雅亦俗、雅俗共赏。二者在创作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