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提出“福利体制”的概念，以“去商品化”和“去阶层化”两个指标作为划分依据，对西方国家区分出三种福利体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自由主义体制和保守主义体制。同时也奠定了往后福利体制类型学讨论的基础。　　学界对东亚福利体制的讨论基本遵循从先发国家到后发国家的路径，其中最为广泛运用的是霍利德提出的“生产主义”特质，意涵了福利部门对于其他体系（特别是经济体系）从属性，而不具有自主性。这一判断基于方案支出类别和人口别两个层面，以社会支出方案去探讨东亚福利体制，各学者的研究证明了东亚福利体制就是强调基础经济建设与教育等人力资本的社会政策方案类型的优先，也就具有生产主义类型的指向。另一个视角则是基于人口别的测量，对于生产力较低的老龄人口的支出被定义为消费型支出，而对于劳动力适龄人口和儿童的支出则被视为是投资型支出，当一个国家的福利支出是偏向于投资型福利支出时，也就同样具有生产主义的内涵。本研究基于人口类别的测量方式，试图去界定当东亚福利体制面对加速老龄化时，其偏向于投资型福利支出的生产主义内涵是否发生了改变。　　这一转型的核心特质还在于以下两点，首先，东亚各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开始倾向于消费型人口群，也就是不再仅仅围绕于投资型支出，而逐渐向消费型支出集中。这一特征的表现在于东亚福利体制从原本仅仅涵盖特定阶级的社会保险制度逐渐扩大其涵盖率。其次，从代际分化视角出发，老龄化影响了东亚福利体制的发展进程:一方面东亚福利国家开始回应加速的东亚人口老龄化进程，过去属于家庭照顾的制度安排被逐渐包含进国家的政策议程，东亚福利体制的扩张伴随着老龄社会项目的扩张。另一方面老年政治理论具有很显著的解释能力，在民主选举的压力下，老年选民比重的不断增加导致政治家为争取选票不断增加有利于老年人利益的社会福利改革。　　因此，以老龄支出倾向比作为分析的基础，本文研究了东亚福利体制发展的转向和不平衡性。东亚福利体制原来具有的“生产型福利体制”的特质，在经过老龄化的不断挑战后，发生了福利体制的转向和分化。日本和台湾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中国大陆和马来西亚仍保持着“生产主义型福利政策”的特质，而韩国社会保障预算发生的变化，可认为韩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向“后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转型。　　最后，本研究还进一步从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老龄化三个维度解释上述差异。第一，东亚各国及地区近年快速的经济增长，改变了生产主义的福利扩张策略，实现资源分配向非生产型人口集中的转型。第二，民主选举下，政党竞争导致执政党提供比反对党更高的福利给付作为吸引选票的筹码，因而被迫重新分配福利资源，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人口群。第三，本研究在众多国际与国内文献基础上加上了老龄化程度这一变量，因为福利国家开始只是“被迫”去回应这一人口结构变化，但这一因素由于持续、深远地影响各国的社会保障，导致了不仅仅是政策走向的改变，而是整个东亚福利体制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