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禁止为《刑法修正案(九)》新修订的保安处分措施,其属于非刑事处罚措施。职业禁止不同于行政法上的从业禁止,其设定权限高于行政法上从业禁止。对其适用应遵循主体法定之原则、比例原则及罪刑法定原则,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职业禁止是一种保安处分措施,并非一种刑罚,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于刑事法律整体,若职业禁止不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易造成职业禁止的滥用。虽然《刑法》关于职业禁止的规定太过简单,实践中适用亦存在问题,但未经充分解释,径行立法,将会造成立法成本的浪费。面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职业禁止与禁止令适用前提交叉问题,应通过明确职业禁止适用主体、适用期限并赋予法官一定自由裁量权予以区分;面对职业禁止期限起点过高、范围过窄、易与行政处罚存在重合等问题,应增强职业禁止期限的灵活性,明确其适用起点,区分职业禁止与行政法上从业禁止的禁止期限,与行政法上从业禁止构成二元并存制度;面对职业禁止执行程序缺失,未规定执行程序保障措施,应借鉴域外成熟国家制度,通过引入暂时执业禁令,对行为人先予执行,并通过“从其规定”,援引其他法律,令其他法律具有刑事法性质,完善职业禁止的执行程序措施;最后通过赋予被宣告人救济权利,构建职业禁止制度的监督机制,形成现行法下完善的职业禁止制度体系。在穷尽解释方法之后,仍无法解决法律冲突问题,方可通过立法途径对职业禁止制度予以完善。通过法律解释,继而进行刑事立法活动,将其他保安处分与职业禁止共同规定,共同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刑罚与保安处分”双轨制刑事制裁体系。